追寻方大曾的瞬间与点滴

　　2015年7月7日上午，在中国记协和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支持下，方大曾纪念室由我倡议推动，经保定市人民政府、市方志办、方大曾亲属、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缘梦基金”及专家学者等多方努力，历经半年终于落成，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为纪念室题写匾额。

　　十五年，从一部纪录片，到一本书，再到一个纪念室，我欣喜地看到，寻找方大曾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他的生命轮廓和精神面貌逐渐清晰，由数十年的消失沉寂重新回归了当代人的视野。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以纪念室的方式传承爱国、奉献、敬业的精神，应该是今天的人们对方大曾最好的缅怀。
从未想过写这样一篇文字，是朋友们的催促和《新闻与写作》杂志的诚邀，让我把寻找过程中的人和事记录梳理一下，权作今天的人们对于方大曾的另外一种纪念吧，除了欣然接受，我没有其他选择。

　　正在着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接到原新闻出版总署李东东副署长阅读《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后发来的信息，摘录如下“在学习继承新闻前辈优良传统的时候，我常常想到的是忠诚、执著、敬业、奉献，以及优秀的新闻人是优秀的文化人，这些，在更年轻一代的雪松同志身上，欣喜地都看到了。衷心祝贺成就，衷心祝愿大进！”面对如此评价和许多人的鼓励，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追寻方大曾的瞬间与点滴写出来，与新闻同行们交流分享。当然，时间久，内容多，一篇文章无法穷其寻访的全部，疏漏的部分，留待未来不断补遗吧。

　　十五年不长也不短，人生的几分之一而已，从1999年底至今，五千多个日夜，到目前为止，寻找方大曾是我职业生涯里最长的一个选题，当然，如果没有他的下落，这件事还是要持续下去的。

　　父亲是在我刚刚接触到方大曾这个名字的时候，在北京301医院被确诊为食道癌的，当时我不满30岁，那时候幼稚的认为，做完手术他就会慢慢地好起来，何况他只有五十几岁，未来的时日一大把，所以也就没有想得太多，便沉浸在新纪录片的先期采访和创作中。

　　开始并不顺利，第一是不少人认为，方大曾失踪年头太久，资料太少，故事和线索难以支撑一个独立的纪录片；第二是经费有限，拍摄现实题材的内容尚不宽裕，这种不确定的题材简直就是无底洞，栏目内运作无法为继；第三来自于同行的意见，他们也认同方大曾的价值，但是认为太过冒险，费力不讨好，是不大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可能毁掉自己在业内的名声。当时，我刚刚结束大型纪录片《20世纪中国女性史》的总编导工作，人还沉浸在对于历史的好奇和兴趣中，对于一个陌生的名字和神秘的命运怎能放过，所以也就顾不了许多了。

　　我是带着种种犹豫随陈申先生去见方澄敏的，当她坐在轮椅上，打开小木盒，向我们展示哥哥方大曾留下的底片时，我在一瞬间被抓住了，那些从前时代的人物景象，仿佛一下子动了起来，和现实中的我们有了气息的沟通，通过被拍摄对象脸部的表情反应，我似乎看到了他们对面，年轻、热情、活力四射的小方。印象中，八十五岁的方澄敏老人一直在流泪，从头到尾，弄得我不知该如何安慰她，老人家的哭，显得无力又无助，我当时想，除了用纪录片的方式帮助她寻找哥哥，又能做点是么呢？可能是一时性急，我对老人说，要让他在电视上看到哥哥，话一出口后我有点儿后悔，那时候选题立项还并没有被通过。

　　由于方大曾失踪的时候只有25岁，尽管他在当时已经闻名于长城内外，但是他彗星一般的耀亮和迅失，使他在《中国摄影史》中，不仅没有独立的篇章，而且也没有完整的生平，关于他的描述加起来不足一百字。

　　当时网络并不普及，我对于方大曾的寻找是从北京图书馆的旧刊库开始的，纸张发霉的味道，提醒着我正在面对历史，他们无声地排列，考验着我的诚心与耐心，四个半月的时间里，我在三十年代的书山报海中查找着方大曾的名字，每查到一次就欣喜一回。当《卢沟桥抗战记》《奋勇杀敌的二十九军》《集宁防空演习》《血战居庸关》《抗战图存》《日军炮火下之宛平》等一篇篇通讯一幅幅照片被陆续找到后，方大曾的战地足迹隐约浮现。
我曾经给当年方大曾出现过、采访过的地方发去信函，希望找到线索、信息或者得到帮助，但石沉大海，均无回音。

　　先期采访，我一个人或火车或汽车或步行，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到蠡县，去史志办、博物馆、报社查询资料，询问情况，曾被当做假记者，也曾被拒之门外。好在一路寻找，一路宣讲，小方的事迹感动了越来越多的好心人，如保定方志办的孙进柱，他们在报纸上发表《加入寻找方大曾的行列》《踏着方大曾的足迹》等文章、带我寻找战争遗迹、查阅地方志、描绘战事图、访问知情人，艰苦的寻访，虽未找到与小方直接关系的内容，却播撒下了寻找方大曾的种子，他们让我坚定了寻找的决心。在蠡县，素不相识的朋友围桌而坐请我吃饭，因小方结缘，他们的热情和鼓励使我泪流满面，分析、猜测、感慨，更多的是希望我坚持下去，这是寻找旅程中唯一被请的一顿饭，至今难忘。

　　我曾经请唐师曾描述过身处战地的感受，他说，“那种心情不是恐惧，而是孤独”。方大曾如何面对战争的孤独感？当他一个人与逃难的人群相向而行时，是什么支撑着他的脚步不断迈向危险的地方？种种疑惑吸引着我去打开问号。

　　作家余华在接受采访时说，“方大曾的作品证明了，现实比艺术更加有力”。我在单身宿舍的墙上挂满了小方的照片，无论题材是民生、战争抑或风物，他从来都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小方从未在其中表现过半点虚浮和猎奇，他是时代变迁的记录者、民众命运的同情者、国家兴亡的关注者，他的双脚始终踩在大地上，心跳从未离开过中华民族的脉动，寻找方大曾本身也是对自己职业精神的反省，对自己心灵世界的净化，由此我认识到，作为一个纪录人，如果脱离了民众和家国，脱离了生活和现实，再炫动的画面也是空的，再华美的辞藻也是假的，要用实心，动实情，写实迹，重实效。

　　方大曾在通讯《娘子关出雁门关》中，表示了行程紧急，未能登临雁门关的遗憾，摄制组将一路带着的小方的照片悬挂在雁门关的城头，以了却他六十多年前的心愿。除去文字和图片的收集，缺少影像，视觉搭建就困难重重，因此，我和摄制组想了不少办法，如何使死资料活起来，如何使用再现，如何用口述弥补信息的不足，如何使表现镜头有情感，寻找方大曾，从虚到实，从无到有，也是一次学习、实践、探索和提高的过程。

　　经费紧张，为了保证双机拍摄的租赁费用，时任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的陈申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拍摄使用的车辆、摄制组四人每餐伙食费控制在50元，以主食为主、住宿选择多床铺的房间、拍摄周期一再延长，摄影师的费用无法正常支付，但他被小方所感动，坚持了下来，至今我还欠着这份人情。
拍摄紧张时，正是父亲食道癌晚期化疗期间，我无暇照顾，唯有母亲陪伴他，病友们甚至以为他没有子女。为了不让父亲担心，我保证每到一地给他打一个电话，告诉他工作进展。2000年9月11日，正在中法大学拍摄的我，接到了父亲的病危通知，第二天我赶到老家医院的病床前，他已经进入了弥留之际，9月13日父亲病逝，时年57岁。三天后，处理完父亲的丧事，为保证纪录片《寻找方大曾》11月8日在新中国首个记者节顺利播出，我带领着摄制组继续上路，这一次，我的背囊里多了一张父亲的照片。

　　忘不了老报人穆欣帮助找到的小方离家后，在保定写的《前线忆北平》、忘不了战地记者苗培时对于艰苦环境中从事新闻采访的口述、忘不了亲历者王逸民老人对侵略者的憎恨、忘不了老领导陶鲁笳、屈健、马明对石家庄、太原、大同抗战初期的讲解、更忘不了范长江夫人沈谱对小方亲切的回忆。这些年，他们其中的人大部分已经作古，这些事，却萦绕在我心头不肯离去。

　　线索中断，拍摄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读读方大曾写的通讯，找线索，也找动力，《从集宁到陶林》一文中，他描写在冬季凛冽的风中穿越绵延六十里的灰腾梁，随行的一位士兵，因不忍奇寒，劝说小方返回，进过考虑，方大曾安抚士兵后，选择了继续前行。看到这，我想如果自己坚持不下去的话，不就成了“逃兵”了吗！

　　经过八个多月的拍摄和编辑，纪录片《寻找方大曾》终于在2000年11月8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完成了向首个新中国记者节的献礼。《中国青年报》《中国摄影报》《中国电视报》《中国广播影视》《凤凰周刊》等都对该片的播出进行了报道。随后，《寻找方大曾》荣获第十五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

　　当我把纪录片交给方澄敏老人时，她把光盘紧紧地抱在怀里，泪水流个不停，这时候，由于中风，她已经无法言语了。除了难过，我暗自想，一定要帮助老人实现她的两个愿望，为哥哥出一本书，办一个展览。

　工作完成，责任没有终点。15年来，方大曾成了我放不下的心事，寻找线索和资料的工作一直在持续，《保定以南》《保定以北》《敌人觊觎下的绥远》《北平学生的灾区服务》《吃黑面的人扛白面》等通讯和照片近年被陆续找到。

　　2002年至2007年，我任职中央电视台驻澳门首席记者期间，也把方大曾的有关资料带在身边，并利用空闲时间到澳门何东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和有关资料馆继续查找，并对采访中的资料、体会、访谈进行了分类编目整理。

　　当年拍摄纪录片的同伴和友人，见面的时候仍然谈的是小方，看看在什么样的时机，一起再为他和家人做些什么。虽然经受身体和精神的“疲劳考验”，越寻找就越觉得小方的价值不可低估，除去他作为“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的光环，他是中国战地记者的先驱、杰出的摄影家，他的新闻理想、职业素养、专业精神和爱国情怀，都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和学习。

　　2006年3月16日，方大曾留下的837张底片全部捐赠给国家博物馆，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在仪式上再次播放，据此10天前，方澄敏女士合上了双眼，享年91岁。

　　2012年7月，我与央视网一同策划了《方大曾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内容涵盖纪录片观赏、征文、访谈、作品介绍、回忆文章等。

　　2013年8月，应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之邀，我开始撰写《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去年11月该书正式出版。为此，新华社、中新社发布消息称“《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浮出水面”。众多媒体对此进行报道，渐渐形成了一股“方大曾热”。

　　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方汉奇先生见到这本书格外激动，他表示，在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当中，真不知道有方大曾这么一个人，相信绝大多数专业和非专业的人士都不知道，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感谢你的不懈努力，使这颗彗星重现人间。封笔多年后，他写下了阅读感言，“冯雪松的这部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把湮没了八十多年的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方大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让他的名字开始为公众所知晓，这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人物研究和中国战地新闻摄影史研究的一大贡献。方大曾有关卢沟桥亊变和抗战前线的一大批新闻照片，是对伟大的全民抗战的忠实纪录。它体现了抗日军民抵御外侮敌忾同仇的民族精神，鼓舞了士气和斗志，也保存了许多拍自第一现场的珍贵画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我们为历史上有过如此杰出的新闻摄影记者感到骄傲。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澳门日报》社社长陆波先生，在阅读《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后，建议中宣部、中国记协以官方的名义纪念这位新闻先驱，使他的精神的以弘扬，这样有利于两岸同胞的亲情融合。目前他正积极推动《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繁体字版的出版，并计划8月底在澳门举办《方大曾遗作展》。

　　5月25日中国记协组织召开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 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指出，中国记协举办这次活动是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讲两个人的故事——方大曾和冯雪松。以历史为镜，两代记者的故事，讲的是同一个主题：面向现实，深入实际，不畏艰难困苦，忠实记录时代，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鼓与呼。这种精神在每个时代都是必要的，今天更应在中国记者中进行弘扬。

　　范长江之子范东升、方大曾的外甥张在璇，先后撰文畅谈阅读感受。张在璇在《舅舅回家》一文中写道，“从当年的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到如今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经过这十五年碶而不舍的寻找，让我深深地感觉到，舅舅回家了。我想，舅舅的至亲，我的外婆、姨妈和母亲，若在天有知，定会喜极而泣感到欣慰的。”

　　保定是方大曾的失踪地，也是他战地采访的中转站。2015年初，我应邀参加保定市方志馆开馆仪式，与有关领导谈起，保定是方大曾最后的落脚地，如果在保定为方大曾建纪念室，不仅使方大曾的灵魂和精神有所寄托，也可为保定增添独特文化元素，成为宣传抗战的新名片，倡议得到了马誉峰市长的赞同，遂初步议定在保定市方志馆辟建方大曾纪念室。后经我与家属协商，将方大曾迄今唯一的一件遗物——旅行皮箱捐赠保定，在纪念室永久陈列，供喜爱他的人们凭吊缅怀。

　　《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写作之初，我即承诺，将所得版税全部捐出，拟于同道建立“方大曾基金”，用以传承他的精神，这条路很长，也很艰难，但是值得做下去。

　　如今，我们有了一个“寻找方大曾”的微信群，天南地北的朋友在小方的感召下相聚，交流信息、保持沟通、畅谈理想，有人正在制作方大曾的雕像，有人计划策划筹拍方大曾故事片，有人计划开发寻找方大曾的战地足迹，让孩子们每年假期走一回。从感动别人到被别人感动，看到这些，我的内心无限温暖。

　　在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录像时，倪萍大姐问我，写完这本书，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说，和方大曾相比，自己有太多的不足。她又问，15年，从一部纪录片到一本书再到一个纪念室，是不是意味着这件事的终结？我说，只要方大曾没有下落，他就是我永远的选题。

                              　　　　　　　　　　　　　　　　　　　　　　　　　　　　　　　　　　　　　　2015年7月24日  北京　冯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