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慈善公信力比赴“宴”更紧迫

　　9月底盖茨与巴菲特将来中国举办慈善晚宴,拟邀请50位中国富翁。盖茨基金会称,很多受邀富豪反复确认是否会在晚宴上被劝捐,部分人因此拒绝参加晚宴。

　　此前,这两位富豪曾公开承诺,将捐赠自己的大部分财产用于慈善事业,并努力发动全球其他富豪也入盟“捐赠誓言”。由于有此背景,此次两位富豪的中国之行也被人看作意在“劝说中国富豪参与慈善募捐”。但盖茨基金会相关负责人称,这次只是与慈善事业相关的聚会,没有打算说服和动员中国富人进行捐款。

　　不管盖茨和巴菲特到时候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中国部分富豪对邀请的回应是值得解读的。盖茨和巴菲特发挥个人的社会效应,号召有产者捐赠家产,一定程度可以算是慈善事业的创新之举。他们的中国之行,自然会提到这样的慈善理念。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有些富豪对此耿耿于怀,生怕赴了“鸿门宴”,干脆一拒了之。不得不说,这种情形已然透露出中国富豪在财富品质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近些年,中国财富新贵不断涌现,令人印象深刻,但中国富豪榜和中国慈善榜的对照又不断告诉公众,富有和乐善并不成正比。尤其,诈捐门、拖欠善款、明星假慈善等丑闻的渐次曝光,也使他们的慈善公信力一再遭损。为什么中国富豪不愿意做慈善或者不诚心做慈善?这里,除了个人的因素外,恐怕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慈善的土壤不够深厚,国民慈善意识较为薄弱,慈善事业也存在一些制度缺漏。比如,中国的公募基金会、慈善会多扎根于行政系统内,而承担、消化慈善基金职能的基层公益服务机构发展却明显“缺腿”;一些公益组织申请困难、手续繁复、资金缺乏,导致公益领域缺乏充分竞争。此外,近年的一些实例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慈善业监管不力、善款流通渠道成本过高等弊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富人在慈善方面难免会显得有些瞻前顾后。

　　所以,比起翘首期待哪个富豪会像盖茨他们那样承诺捐赠,我们更需要借机好好思考如何突围慈善业的瓶颈之困。当前最迫切的需要是修补慈善业的体制缺陷,建立透明公开的监管体系,允许民众对“玻璃口袋”随时问责,加强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政府部门也须厘清民间慈善与政府责任的界限,鼓励公募基金会实行从官到民的转型,建立慈善资源由民间流向民间的机制。总的来说,完善政策,鼓励中国富豪投身慈善事业,对于改良中国的慈善生态环境是很有利的。

　　慈善被喻为“第三次分配”,有助于构造相对均衡的财富结构,维护转型期的社会稳定。我们也期待在完善中国慈善环境的同时,掌握巨大财富资源的中国富豪阶层,能够利用“第三次”分配,加强全民的慈善意识,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