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慈善的尴尬”（时事观察）

　　“慈心为人，善举济世”。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以来，我国慈善事业迅速发展。无论是在自然灾害发生后掀起的捐赠高潮中，还是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常态社会救济中，慈善力量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慈善事业，已经从长期的“被遗忘的角落”，逐渐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种新趋势。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   

　　然而，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慈善事业也面临“成长的烦恼”。捐赠者吝捐、惜捐、诈捐的事情时有发生，而索捐、骗捐行为也时有所闻；挪用私分善款等现象存在，令一些人对捐出去的钱物使用心存疑虑，严重挫伤了人们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慈善活动既得到公众的赞誉之声，又面临“作秀”、“炒作”等质疑；在慈善活动中，人们往往以捐款数字论英雄，而忽略了善心、善行的精神意义和社会价值；相对于社会日益迸发出来的慈善热情，现有的慈善体系在准入机制、激励机制、透明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缺失，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温度”……

　　慈善需求与慈善提供、慈善行为与社会肯定、慈善热情与慈善机制之间，还存在不协调不平衡，“善门难开，善门难进”，凡此种种，被学术界和媒体称为“慈善的尴尬”。曾有一位慈善人士感慨，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就像热带雨林一样”，空间大，物种稀缺，个体能力弱。

　　本期“时事观察”，与大家一起探讨“慈善的尴尬”背后的深层原因和现实困境是什么？如何走出这种“尴尬”？怎样为慈善事业的发展破除瓶颈，努力推进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加快发展？

　　从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跨越

　　王振耀

　　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挑战，就是社会急需建立现代慈善体系，提高管理水平。因此需要开展积极的社会对话，运用多种形式开展现代慈善观念教育，鼓励社会建立更多的慈善组织，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社区类慈善组织和社会服务类慈善组织，加强慈善组织的支持系统建设。

　　中国慈善事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全社会慈善热潮持续高涨，慈善参与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慈善事业发展的一次重大战略机遇期。

　　在慈善事业发展的大潮中，出现较为复杂的各类现象，客观上是大发展时代的一幅生动图景。因为，许多慈善要素被激发了出来，但还缺乏较为系统的规范，还缺乏严密的标准评价体系特别是法律法规系统，我们整个社会的准备不足，经验准备不足、行政管理准备不足、社会政策也准备不足。这样，当慈善大潮汹涌澎湃而来的时候，我们整个社会显得有点手足无措。应该说，这是一个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同时，更要注意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所面临的特殊挑战。中国人不仅早已“睁眼看世界”，而且日益融入世界。处于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国慈善事业，有着自身的鲜明特点。一方面，我国的慈善事业已经与国际社会形成密切联系，美国社会讨论的慈善问题甚至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国际慈善项目也大量来华，给我国社会以宝贵的经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起步较晚，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如何从实际出发，确立中国的现代慈善事业发展框架，还需要整个社会的积极探索。

　　充分认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现实格局，需要冷静地估量现实的不足与未来的前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的慈善事业主要体现为邻里互助、直接施救式的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互动，尽管有着悠久的慈善传统，却缺乏运用民间组织进行慈善活动的经验。近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平常年份已经有了300亿—500亿元左右的捐款，志愿服务开始广泛普及，物资捐赠每年都惠及上千万人次。但如果稍微仔细计算，就可以发现，在许多地方人均年捐赠还不到50元，与许多国家人均年捐赠900美元左右的水平比较，我们的差距过大，整个大陆与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慈善事业发展差距也大。

　　展望我们的慈善潜力，如果达到人均年捐赠超过100元，全国就会达到1000亿元以上，而我们的志愿者服务只要达到全国1/10的人口参与就会有过亿人数。我国有着巨大的慈善资源和广阔的发展前途，如何开发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资源？这是全社会需要共同思考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笔者认为，当前的主要挑战，就是社会急需建立现代慈善体系，提高管理水平。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一个艰苦的社会建设过程。这里来不得强迫命令，需要的是开展积极的社会对话，包括政府与民间的对话、民间不同类别组织之间的对话等。同时，运用多种形式开展现代慈善观念的公民教育也是十分需要的。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使社会大众在建设现代慈善体系方面形成基本的共识，从而较为自觉地进行自我调整，使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内在的社会动力。

　　目前，我国慈善事业正由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加速过渡。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发达的慈善组织。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慈善就是组织慈善。美国目前有150万个慈善组织，其中仅基金会就达到近10万个，整个美国有上千万的人员在慈善组织就业。而我国的基金会还不到2000个，客观上会给捐赠带来很多不便。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在党和政府引导下，鼓励社会建立更多的慈善组织，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社区类慈善组织和社会服务类慈善组织。专业服务类的慈善组织在我国还相当缺乏，而许多国家的儿童、老年和残疾人服务类的慈善组织相当发达，甚至细分到专门有服务0—3岁儿童教育的慈善组织，服务的质量也比较高，在这方面我们还相当薄弱，应大力扶持这类组织的发展，形成政府买单、民间服务的格局。

　　慈善组织的支持系统建设需要提上社会议事日程。包括不同专业的慈善行业组织、信息组织、研究组织、培训和教育组织、咨询组织等，都是发展现代慈善事业所必不可少的，需要大力发展。

　　中国能否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实现较大的历史跨越？我认为是完全可能的。华侨以及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慈善经验，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有优势，完全可以建立多种形式对话与合作的机制，进行直接交流与学习。许多国际慈善组织已经在中国开展了不少富有成效的项目，中国的许多慈善组织也开始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如果注意总结并加快传播，确立适宜的战略，我国社会完全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建成现代慈善体系。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善行需要完善的制度环境

　　夏学銮

　　走出“慈善的尴尬”，必须完善各项慈善制度。世界各国经验表明，法制是促进社会慈善事业的重要手段，我国必须尽快出台慈善法，为慈善事业提供更多制度保障。同时，建立严格的诈捐惩罚制度，提高诈捐者的失信成本。慈善活动还需要相应的经济制度积极配合，从制度上激发慈善的动力。

　　日前的几则新闻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感受中国慈善的现状。据报道，盖茨与巴菲特将来中国举办“慈善晚宴”。这个消息，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对来自大洋彼岸的慈善邀请，既出现了以陈光标为代表的“裸捐”回应，也不乏因“劝捐”疑虑产生的犹豫或拒绝。尴尬与希望并存，挑战与机遇共生，折射出中国慈善的现实生态。

　　由此回顾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笔者感触最深的就是一些人的吝捐、惜捐、赖捐和诈捐行为。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责任不完全在个人身上，捐献活动的设计也有些问题。比如，为了产生最大的捐献量，捐献活动的设计者往往利用灾难发生时搞一些义演募捐活动，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这种报价扬名在先、实际捐款在后的程序为少数个人和单位留下钻空子的空间。有少数个人和企业为了扬慈善之名或进行广告宣传，随大流地报上一个捐款数字，反正报一个数字而已，不需要现场兑现，这导致一些捐款金额，实际上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对有些人来说，扬名容易、痛快，拿钱困难、痛苦。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过程。只有二者同时进行，它们之间的张力才会最小。分开进行，就会加大二者之间的张力。时间拖得越久，张力越大，面子意识越不起作用，于是就会出现人们所说的赖捐、诈捐现象。

　　还有的人，承诺把未来项目收入中多少多少捐出去，募款活动组织者竟然也把这种虚无缥缈的承诺接受下来。这种把未来收入捐出来的做法是十分不严肃的，是对慈善事业的不尊重。中国慈善事业再需要钱，也不能拿空中楼阁来安置无家可归的灾民，也不能靠画饼充饥。

　　这些问题与慈善管理制度本身不健全、运行不透明很有关系。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善款的去向，怕不能到受助者手中而不愿意捐。还有人为同学治病搞了募捐活动，当这个同学病好出院后，在其账号上还剩下十几万元，这笔善款到底如何处理，也需要有相应的制度规范。制度建设落后于现实发展，是造成慈善尴尬的重要原因。

　　因此，走出“慈善的尴尬”，必须完善各项慈善制度。世界各国经验表明，法制是促进社会慈善事业的重要手段，我国必须尽快出台慈善法，为慈善事业提供更多制度保障。同时，建立严格的诈捐惩罚制度，提高诈捐者的失信成本。慈善活动也需要相应的经济制度配合。美国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是高额累进的，当遗产在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这些制度与捐助制度相互结合，即使是最吝啬的富豪，也会积极投身慈善事业。我们可以根据国情，采取符合实际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和配套政策，从制度上激发慈善的动力。

　　当前，中国慈善正呈现出新气象：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慈善家开始涌现，募捐活动从临时应急向日常救助发展，定向捐赠活动日益增多，等等。面对中国慈善的强劲发展势头，政府部门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保护社会大众的慈善热情，让慈善活动健康有序进行。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