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八大难题无法回避 巴菲特盖茨被迫低调现身

　　八大难题无法回避 巴比玩潜伏

盖茨25日抵京，巴菲特27日抵深，巴比四天中国慈善行问题缠身，被迫低调。

　　神秘的盖茨、巴菲特还是没有逃过公众的追踪。据盖茨基金会和比亚迪汽车公司同时确认的可靠消息，盖茨于25日飞抵北京，巴菲特27日抵达深圳。由于此次巴比慈善行动关注度太高，质疑声此起彼伏，因此，巴菲特和盖茨都选择了低调。

　　然而，无论多么低调和神秘，巴菲特和盖茨都必须要面对此前他们向中国富豪和公众抛出的巨大“水包”。

　　一个是代表华尔街的股神，一个是代表硅谷的知识英雄。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被中国历史和文化难倒。巴比试图想在中国“劝募”、了解中国慈善、传播慈善理念的三大目的能否如愿当下还难得而知，但是，巴菲特、盖茨此次来华成为中国公众、慈善家、媒体口诛笔伐的“刀俎鱼肉”已既成事实。

　　八大难题，让两位身经百战的英雄有点难于招架。

　　第1问 高谈慈善很重要，但对中国是否尚早?

　　如果巴比二位能够在公共场合免费举行一次关于社会责任和公益慈善的先进事迹宣讲，一定会感动无数的中国人。慈善本质上总是一种甘心情愿为之付出的一种理念和行动，所有的强迫，无论以什么面目示人，都已经与慈善的本义渐行渐远。

　　市场经济在中国刚刚建立不过30年，企业家和富人阶层刚刚兴起，其财富积累相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已可称为“巨富”，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辈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中国富人自然要贡献于中国社会，但他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仍是壮大企业，发展经济，为社会提供产品和就业机会。要让中国富人仿效比尔·盖茨“千金散尽”，不免有些操之过急，弄不好，就成了捐献私财的“拔苗助长”。

　　那么在慈善事业领域试图一步登天同样不可取，我们不必过于强求中国富人以20年赶超美国慈善事业200年。

　　第2问 如何面对中国富豪say：“NO”?

　　“裸捐”挑战中国富豪，倏忽之间，富豪能否站出来表明“裸捐”立场，成了富豪是否有社会责任的重要标码。这样许多中国富豪嗤之以鼻。

　　对待“裸捐”我们应当更为理智的来看待，说到底能否“裸捐”是一个社会的事情，更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社会为一名富豪的形成在各方面提供了便利和资源，富豪成名后理所当然应当回报社会，这无可争议。富豪们更应该承担起对社会的财富价值观念的引导作用，他们需要用自己的行动，为他们的后代甚至是粉丝们作出表率。

　　与陈光标、冯军和其积极响应者不同，中国也有相当多的富豪对这种慈善方式明确表示不同看法。“慈善不应以数字作为衡量标准。”李书福说。他认为，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除了要为股东创造价值外，更要尽好各种社会责任。拥有200亿元现金储备的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说，他并不相信别人能比他更好地管理这笔资产。自己利用手上的资源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更多企业崛起，比捐出去更加有效。

　　第3问 中国慈善是否要“西学东渐”?

　　巴比一来，对西方慈善盲目崇拜又回来了，这是倒退还是进步?要知道，长达千年的中国慈善文化史实在不可被一次本着“劝善”任务的“巴比之行”全部否定。

　　从古到今，实业家们所书写的义捐、义助、开仓放粮的记录绵延历史几千年，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美国”;且不说两三千年前中国即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慈善观。在时间上，中国企业家做慈善并不比盖茨晚。在中国的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创立于1980年，而“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创立于2000年，前者比后者早了20年;论裸捐程度，在中国的大陆，牛根生宣布捐出在蒙牛所持的100%股份是在2004年底，而且已全部到帐。而巴菲特捐出90%股份是在2006年、宣布将捐出99%股份之事则还要晚几年，比尔·盖茨宣布将捐出全部资产是在2008年——那么，比尔·盖茨与巴菲特此行，到底是来向中国人学习，还是来教中国人怎么做?

　　就是放在当下并不健全的中国慈善大环境来看此次“巴比”之行，如果硬要给它扣顶帽子，那么它带给中国的绝不是一次慈善再教育，而应是一次国人对我国慈善环境以及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催发。

　　第4问 中国慈善岂是一场晚宴就能了解的?

　　那些拒绝了盖茨和巴菲特邀请的中国富人，当然不是因为害羞。其实，他们不想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不想让自己的财富成为议论的话题，更不愿财富与慈善捐献产生无法自主控制的联系。与其说中国富人无法坦率地正视慈善，不如说他们不敢诚实面对自己的创富过程。实际上，绝大多数中国富豪的财富积累一直被认为带有原罪色彩。盖茨和巴菲特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吗?

　　今年6月，民政部前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发出倡议，请中国的亿万富豪们每年贡献一百万元来做慈善。这个金额比起巴比的“半裸”倡议，只能算裸个头发丝，但仍然是响应者寥寥。而在美国，巴比的“半裸”捐献倡议的成功率超过50%，70多位富豪中有40位作出响应。

　　最近，有专家作了一个有关慈善事业的研究——以“政府做事”、“民间做事”和“政府掏钱”、“民间掏钱”构成一个矩阵，于是，便出现了4种组合。第一种是政府做事，政府掏钱——这是福利国家。其实，在欧洲慈善事业的名头甚至已经不甚响亮，取而代之的是“人类服务机构”。第二种是民间做事，政府掏钱——最典型的是香港，2009年香港有300—400个社会团体、3000—4000家服务机构，但其经费的70%—90%是政府拨款。第三种：民间做事，民间掏钱—最典型的是美国。2008年，美国的慈善公益组织超过120万家，募集的资金达到6700亿美元。最有趣的第四种组合，政府办事，民间掏钱——这恰恰是“中国特色”,玉树善款汇缴就是个中表现。

　　一句话，慈善的本质是“事业”，而不光是“圈钱”。是因为做事业需要钱，所以才募捐。

　　说这些，是希望巴比能够多知晓一些中国国情。他们热心热肠的中国劝善之行，如若遭到冷遇，不要就以为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慈善”。其实，社会体制与机制不同，很多事情一时间恐怕是勉强不得的。

　　第5问 谁才是中国慈善的中流砥柱?

　　如果盖茨和巴菲特想要了解中国富人的慈善理念，并借此观察中国慈善发展的状态，想必在还没到中国前就已经接受了第一课，因为富豪面对邀请函却拒绝一事中蕴含了太多信息，不知盖茨的试探性举动是否与他的预期相符，得到相应的反馈。

　　回看中国的财富榜，在中国亿万富豪总数中，涉足房地产、能源、IT三个行业的占50%，其中1/3的富豪姓“房”，涉足房地产行业。这个数据很好的说明了中国富豪对慈善的举动取决于其创富模式。因此外界传的拒决参会的企业家并不是怕捐，而是每个人都着自己的慈善计划。

　　即使有少数企业家真的是因“怕被劝捐而不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当——因为一切捐赠行为都是企业家的个人行为，并没有什么面子问题。企业家若想捐，自有他的时间表与合适时机;若是受外来因素影响，而让自己被迫为慈善捐赠行为定出时间表或对外作出公开承诺，那这的捐赠有背于真心慈善、可持续慈善的真正意义。

　　第6问 天大的好事引来天大的误会?

　　巴比来华，这是天大的好事，但也引来了天大的误会。

　　巴菲特曾在给《中国富人的一封信》中说：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拔一毛以利天下，何乐而不为呢?你们中国只需拿出2000亿元就能基本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我愿中国有更多的富人捐钱，我愿中国有更完善的慈善制度，我愿中国的慈善行为更有效”。

　　巴菲特运用中国成语似乎意在表明他希望沟通慈善理念的愿望。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庆安说，巴比之旅海外首选中国而非那些与之有着相同理念的欧洲国家，正是因为中国与西方的慈善理念不同，“因为理念不同，才需要沟通，才需要传递”。

　　然而，在慈善问题上，我们一定不要崇洋媚外。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圆。我们不妨同比一下：但凡跨国企业在中国创办分公司，这些分公司即享受着中国的国民待遇，甚至在最初阶段还享受着减免税收等优于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些待遇，但他们在中国这块“立身之地”的慈善行为又是怎么样的呢?有兴趣的人不妨算一算：跨国企业在中国占有了多少市场份额，取得了多少销售收入，拿走了多少利润，但在中国留下了多少税收，捐出了多少善款，创办了多少基金会?他们在所有这些方面，超过中国本土那些杰出企业了吗?

　　多数“拒会”的企业家不是怕捐，即使有少数企业家真的是因“怕被劝捐而不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当——企业家是敢于创造世界的人，他若想捐，自有他的时间表与合适时机;若是在西方企业家干预下定出时间表或作出承诺，这有干涉他的“内政”之耻，他凭什么一定要接受?

　　第7问 凭什么来中国“装神秘，做主人”?

　　与巴菲特或者盖茨共进晚宴，本是相信是很多中国富豪求之不得的机会。如今，二人联手来中国举办私人聚会，给中国富豪带来的却更多是压力，而非荣耀。

　　福布斯本周三公布了今年的全美最富400名富豪榜单，盖茨以540亿美元的身价蝉联榜首。巴菲特以450亿美元身价排在第二位。去年他俩也是分列该榜单第一和第二的位置。对于我们来讲，全美的首富和二富已不足为奇，但这两位“一贯高调”的风格却在中国掩埋起来，巴比的慈善晚宴邀请中国50位富豪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但他们却选择不对外开放，秘密开宴。“封闭的会场、神秘的名单、不劝捐的承诺”，相对于西方社交一贯的开放与高调，盖茨和巴菲特的这次中国行据说将真正“尊重”中国国情。盖茨发给富豪们的邀请信中特别提到了两个承诺——一个是参与此次活动的嘉宾无需作出任何慈善承诺或是进行捐款，第二是保证这是私人聚会，现场也不会有媒体出席不会有媒体参与报道。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庆安表示。“低调的慈善宴会在国外也不少见，但很少有这样公开作出不劝捐申明的。”

　　此外，按照中国的传统，主客之分是很重要的。但是盖茨巴菲特如此做作，其实是还没有搞清楚他们此次的中国之行是主人身份还是客人身份，他们以“主人”身份邀请中国富豪出席在中国举办的慈善晚宴，就好比是“在你家里邀请你吃饭”，你会接受吗?

　　第8问 巴比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两位美国富豪席卷全球的劝捐风潮，世界其他地方的反应却要平静得多。在欧洲，富豪们对“巴比”倡议应者寥寥，却也并未因此激起“仇富”民愤。

　　一位欧洲撰稿人更是对这种高调的慈善方式提出了质疑：如果富人真想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他们应该签署另一个誓言——按时交税、不逃税漏税;避免垄断现象的产生;给员工更好的薪资待遇、福利政策和工作条件;生产时采取保护措施，避免破坏环境。同样地，作为发展中大国，快速创富的印度富豪们也不愿意回应“捐赠誓言”行动。那么，缘何在中国，富人就成了众矢之的，甚至如果批评再深入下去，有可能再次引燃社会仇富情绪呢?仅仅归咎于公众情绪，显然不全面、不客观。但是理清、捋顺此中种种，对于今后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却是不可跳跃的必要步骤。

　　如果此次“巴比行动”果真能为中国以及中国的富豪们留下些什么?希望那是慈善哲学。因为，慈善首先应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人心对宇宙人生的体味和思考，是生命对自身的意义构建和道德塑造，也只有先在哲学层面解决了人的短视和自私的局限性，慈善才有可能在经济层面和组织层面得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