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社会心理支持项目”关注灾区村干部

　　项目组发现这个人群几乎没有被关注过，也没有一个针对灾区村支书人群专门设置的心理社会支持项目，如果能为村支书一级提供有针对性的自我心理支持，应该能够真正地惠及广大的受灾群众。

　　■ 本报记者 杜志莹

　　史远安是德阳市什邡复兴村的村支书，复兴村有4000人口，干部23名。这位曾经服过兵役的年轻村支书如今在这个村子大展宏图，将灾后的重建搞的红红火火。但是谁知道这位德阳市最年轻的村支书也曾试图自杀。

　　2009年2月，11位来自全国的精神卫生专家对灾民的心理卫生状况做了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38人中，25.7%的人有明显的抑郁症状，18.4%的人有自杀倾向，而女性和老年人更容易受到地震灾难的影响。几乎所有的基层卫生工作者基本没有受过心理危机干预培训。

　　2009年2月，由芬兰政府资助，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中国卫生部、全国妇联、全国老龄委共同合作，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牵头执行的“灾后社会心理支持项目”在北川县、青川县六个极重灾区正式展开，期望通过社区动员建立起机构间心理社会支持干预服务的网络。　

　　试图自杀的村支书

　　地震发生后，史远安作为村子里的“一把手”，他向上要面对“千条线”，向下要面对“一大片”，国家和地方制定的各项政策要他来贯彻执行，各个部门下达的任务要通过他来完成，而村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要反映到他这里来，村里发生的各类矛盾也要他来主持化解。工作压力与生活压力叠加在一起，让这个全市最年轻的村支书透不过气来。

　　“家人不理解我，因为工作我经常半个月不回家，而党员干部也不理解我，压力非常大，脾气也越来越坏。”史远安说。

　　“那时候我外出工作时故意把车子开得飞快，真希望借着一场车祸让我得到彻底解脱。”史远安淡淡地说起当时的心境。

　　正当他对生活无望的时候，他的朋友把他介绍给了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任医师马弘。“我刚开始拒绝去，后来是被朋友骗去的。”史远安说。但是，正是经过与马弘的交流，让史远安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史远安紧绷着的心开始放松了。“马老师对人非常宽厚，就像母亲一样。”

　　正是通过与马弘的交谈，让史远安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将村领导纳入灾后心理支持项目中，因此他向马弘提议，“地震后我们一直在带领村民抗震救灾，但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受灾者，我们一样需要有人来关心。你们帮助我们，实际上等于帮了整个村子。”

　　实际上，“灾后社会心理支持项目”自2009年正式启动后，定位于汶川地震恢复重建阶段易受伤害的人群，最初目的在于提高县一级社会服务者的心理社会干预的服务能力。

　　“包括医疗卫生工作人员以及来自妇联和老龄委的非医疗工作者，对他们提供一系列的培训，技术援助，并进行督导和评估，并期望他们通过培训和干预，提高有关心理社会支持服务的自信心，在日常工作中利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为广大灾区人民服务。”马弘说。　　

　　受益的不仅是村干部

　　虽然汶川震后大量的培训涌入灾区，但是没有关注到学员本身也是灾民。“本项目在都江堰开场就遇到学员的质问，他们说你们是否又来培训我们，如果是他们就退场。”马弘说。

　　史远安的建议提醒了项目组，项目组发现这个人群几乎没有被关注过，也没有一个针对灾区村支书人群专门设置的心理社会支持项目，项目组认为如果能为村支书一级提供有针对性的自我心理支持，应该能够真正地惠及广大的受灾群众。

　　项目最终覆盖了四川省在地震中十个极重灾中的六个。最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6个县有835名村支书参加，间接覆盖835村至少100万村民。

　　“培训不仅解决了我的心理困扰，使我在面对难题时更加从容了，而且让我学会了在村民工作中融进心理学知识与技巧，真是终身受益。”史远安说。

　　在一年多时间里，除了6个项目县的村支书外，专家组还对533名社区卫生人员和基层妇联、老龄委、民政部门人员及服务工作者进行了培训，培养了4支当地干预队伍，摸索出了一套完善的筛查诊断模式，形成了一个筛查工具库，编写了一套8个模块的核心信息卡，制定出了一套标准的幻灯教材，为制定部级的应急预案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同时，这个项目对于促进地方心理社会支持服务网络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打下了良好基础，在2009年到2010年间，项目组又继续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合作，在甘肃、四川和陕西为受灾地区的妇联干部和扶贫干部提供了培训。

　　项目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在灾后重建复原的过程中心理社会支持干预是一项长期工作，应该是社区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一个部门去协调，而国家在这方面还有差距，需要进行总体复原计划。”项目组负责人表示。

　　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项目发展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参与式培训和干预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心理社会支持干预领域将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创举。”马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