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团:公益去行政化才有活力

　　典范工程评委批公益行政化

　　10月16日至17日，壹基金典范工程评选进入决选答辩阶段。该项目由中国红十字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创办，始于2008年，今年是第三届，围绕“公信、专业、执行、持续”四个标准，评选团将评选出六家组织治理严谨、运营能力优秀、财务透明、可持续发展及有社会影响力的典范公益组织，并给每家公益组织颁发100万元人民币资助金。壹基金希望通过表彰那些达到国际运作标准的非盈利机构，并支持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广泛社会意义新起步的非盈利机构，从而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慈善公益机构运作标准和评估体系，推动整个中国公益事业的标准化和产业化。

　　立“标杆”树样板工程

　　主持人：壹基金典范工程评选是公益界的一件大事，但对于公众来说还比较陌生，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它的评选标准，比如什么叫做国际运营标准？

　　使命愿景应该明确

　　在判断一个机构是否达到国际运营标准时，杨团认为，首先要问这个机构的使命及愿景，机构为什么要做，它的发展方向如何确定，是否经得起推敲，是否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现在有很多非盈利机构做得久了，就忘记了当初的愿景，开始随波逐流。

　　其次就是要关注这个公益机构的内部治理问题。

　　关注结构而非项目

　　陈建民称，壹基金典范工程评选并非关注这些非盈利组织的一两个项目，而是要看整个机构的发展是不是成熟，它的内部治理是不是完善，内部监督、处理有关财务是否透明，面对外部问责如何应对等等。

　　根据国际规定，公益机构的内部行政费用不能过高，在国内现在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反而是工资过低，无法吸引人才，造成人才上的流失。

　　高小贤是2008年壹基金典范工程的获奖者，在亲身参与过典范工程评选后，她理解的典范工程评选是脱离机构项目，只针对组织管理机构。“一个好的公益项目，背后一定有一个好的公益机构”，但一个机构不是在完成一个项目之后，就再无生命力了，整个公益事业是长期持续的发展，这就需要很多自身治理结构完善公益组织。

　　在国内，公益组织的发展时间较短，相对于国际标准可能存在落差，但民间公益组织也有自己的长项，应对外部环境也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一个机构要想持续发展，它必然要考虑到结构、公信力等一系列问题，在成立机构之前，并不知道国际对于民间公益组织有什么规定。但经过长期的实践，它发现如果做不好内部管理就得不到资金支持，服务对象就会产生质疑，在不断检讨的过程中，机构就会自觉地关注内部治理及公信力问题。

　　设立规矩树标杆

　　现在社会上仍有大量的公共服务无人提供，比如残疾人服务和老年人服务，老年人现在有1.62亿，参与服务的人群远远不够。

　　针对这种情况，杨团说，如果真正做好老人服务，护理员就需要1000万，但实际上现有人员只有20万，合格的仅有2万，因此这个空间无限，需要众多非盈利组织去填补，而在此过程中就需要树立典范。

　　最近5年，大量民间组织涌现，很多并不符合法律法规，开展典范工程评选，就是为了树立一个规矩，也可以称为“及格线”。如果公益机构在内部治理、财务监管等方面都符合规范，可以在服务领域中树立一个标杆形象、样板工程，供其他组织学习，引领公益组织向正确方向发展。

　　“黑马”和困境并存

　　主持人：三位都是长期在壹基金典范工程任评委，今年和往届这些公益组织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外忧内患阻碍发展

　　参选典范工程的机构发展规模已经比较大。在评选过程中，陈建民发现，公益机构普遍出现了两个问题，首先，内部治理及财务问题，这与国家体制相关。

　　他举例说，有些机构在规模扩大后，服务人群也逐渐增多，地域逐渐扩大，服务于这个机构的人群也分布在全国各地。如果登记成为一个全国性机构，国家基本不会批准，因此执行人必须将整个组织拆成许多部分，这样就会造成内部治理、财务等问题的出现。

　　其次,公益组织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接班人的问题，第一代创办NGO的人一般都怀揣着理想，可能放弃很多东西，但无法要求第二代秉承同样的精神，如果找不到很好的接班人，公益机构的发展也会面临问题。

　　“黑马”挑起大梁

　　相较于陈建民的担忧，杨团比较乐观，在此次评选过程中，她发现有几匹黑马脱颖而出，他们中既有本土的机构也有境外机构，比如广东汉达麻风协会，它是一个麻风病人自己的组织，社团现有人数3800多人，机构自1998年起运营，十几年间一直帮扶麻风病群体，非常低调，没有任何宣传；在浙江平湖的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是12名退休的台胞及企业精英，放弃自身工作到大陆进行公益工作，把这个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乡，为此地的发展不断努力；北京的山水生态伙伴自然保护中心,机构本身是境外民间组织的一个项目办事处，经过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机构与境外组织分离，在3年中，工作非常扎实，比从前的项目做得还出色。

　　这些机构不光为弱势群体服务，也确实符合国际标准，使命和目标非常清晰。与以往机构相比能力较强，像这样的组织能够通过壹基金典范工程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确实有一批人在努力地承担社会责任，他们是中国人的脊梁，为中国的公益事业不断努力。

　　多样化填补空白

　　高小贤也说，两年前,公益机构的项目大多集中于助学扶贫，但在此次评选过程中，她发现公益机构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项目呈现多样化的趋势，类别众多,填补了社会服务的空白。

　　■精彩对话

　　>>基金会参选背后

　　登记管理政策亟待突破

　　主持人：我留意到，这次壹基金典范工程候选人中首次有了基金会，几位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陈建民：基金会种类分为很多种，对于自己筹款，然后给NGO拨款的基金会是不应当参加典范工程评选的，但还有自己运作项目，也提供服务的私募基金会，他们更偏向于执行层面，这次入围的两个基金会都是后者的情况。

　　高小贤：我不赞同非公募基金会加入到评选中间来。对于非公募基金会，尤其是有境外筹资能力的基金会，让他们和国内的社会组织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有失公允。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草根组织，获得壹基金100万对机构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是很大的帮助，典范工程的立足点还是应该重点扶植国内优秀的草根组织。对于有筹款能力的非公募基金会应该有更高的要求。

　　杨团：其实这次评委对基金会参评资质的讨论，也反映了我国对社会组织登记体制的问题。非公募基金会是从2004年才开始的，个人申请非公募基金会最低的注册资金是200万，但注册成功就可以享受各种免税优惠。而目前国内大量的草根民间组织，由于很难在民政进行社团登记，只能退而求其次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非”虽然做公益的事，可没有任何税收优惠。因此很多民间组织从税收、财务方便等方面考量，干脆东拼西凑200万做一个服务性的非公募基金会。

　　陈建民：一些所谓的境外基金会其实也就是设立在香港、台湾，因为在国内注册一个基金会对他们来说太“头痛”，所以有些干脆就在香港设立基金会筹集资金，在国内注册一个“民非”做项目。

　　杨团：这又牵扯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让所谓的境外基金会真正本土化，这还是需要我们政府部门在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工作上有所突破。

　　>>民间组织资金瓶颈

　　公益去行政化才能治本

　　主持人：几位在对社会组织考评时，对他们的可持续性关注高吗？也就是维持他们运作的资金来源渠道吗？

　　陈建民：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一个成熟的组织资金来源需要多元化，如果只依赖于某一个基金会，一旦基金会不再支持了，那组织岂不是也要垮掉了。通过参评典范工程，我们看到国内大部分民间组织在资金方面都是捉襟见肘的。这和地方政府的意识有很大关系，比如香港政府每年会花钱购买非盈利组织的服务，然后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的需求，而国内政府在购买民间组织的资金来源方面所占比例太少了。

　　高小贤：我作为一个草根组织对资金问题深有体会，现在还有一个情况是即便有些基金会给我们钱，也只是支付项目经费，而不考虑管理经费。

　　主持人：对于服务型的机构来说，最大的成本不就是专业服务人员的工资成本吗？

　　高小贤：对于一对一的服务，比如老年人护理、残疾人护理是可以通过受助人群购买服务获得一些资金的，但对于弱势群体帮扶、环境保护、反家庭暴力等就没有这部分收入了。即便对于前一种服务，还需要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办公等经费的。现在很多基金会筹钱后自己给自己留有行政管理经费，但给基层社会组织拨款时则不考虑。这是不公平的。基金会有时会埋怨民间组织，给你们提供钱，你们还有这么多牢骚，我告诉他们，咱们是平等的，我是通过专业的服务帮你花好钱，让你对捐赠者能有一个交代。

　　杨团：现在很多民间组织工作人员一个月才1000块，怎么保证他的稳定性呢？孟加拉国那么穷，但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工资还是基本和市场水平相当的。

　　陈建民：整体来看，还是公益领域的资金不够，这个蛋糕太小了。

　　杨团：我认为中国的捐赠总量和目前社会组织的发展基本还是匹配的，甚至可能还多出来。但大量的捐赠资金被行政化了，就是官方背景的基金会从民间筹到的钱又回到了政府系统里面，而没有注入民间社会组织中。在资金方面，只有实现公益去行政化，捐赠人、基金会、民间组织才能各得其所，各行其是。当然这就牵扯到了政府愿不愿意放开，以及一些官方背景的基金会能否转变思路。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侯雪竹本版摄影本报记者张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