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民政部公布《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拟规定慈善组织及政府部门应在捐赠款物拨付后一个月内，向社会披露捐赠款物拨付和使用的详细信息。指引提出，捐赠款物拨付和使用信息应采取动态方式及时披露，一般应在捐赠款物拨付后一个月内向社会披露，并视情况定期或不定期披露后续信息，信息披露间隔时间不应超过6个月，使捐赠人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捐赠款物使用进展信息。（8月24日京华时报）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显示,完全不披露和仅少量披露此类信息的慈善组织比例高达75%。可见有关方面积极探索和实施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既符合公众期待也与解决现实慈善所面临的窘境有关。就慈善信息而言，形象些比喻应包括“入口”披露和“出口”披露，“入口”意指是慈善组织（机构）接受捐赠捐助的信息情况，而“出口”披露意指“拨付和使用的相关信息”。就“入口”信息披露，随着制度的完善和确立以及公众民意的倒逼，已有多数慈善组织能做到和意识到这一点，但信息披露工作的难度和难点恰恰在于“出口”信息的披露。

　　从信息公开的时间确定上，规定一个30天的公布时间，至少比没有“时间”要体现进步，然而，一个规定了时间的信息公布并不等同于慈善的效果一定好。如果说，即使是最短的时间内将捐赠款项或物品的“去向”公诸于众，但其“去向”却是非正当的、非法的，那么，这样的“时间规定”和“效率”就没有实际意义。因此，笔者以为，在看到慈善组织自我限制信息披露的时间之时，更应注定慈善款项和物品“出口”的正当性和社会效果。

　　就当前国内慈善的最大问题，一方面是“信息不公开”，另一方面更大的问题在于慈善中可能隐藏的“猫腻”。而且，第二方面的“问题”给社会慈善和公众爱心造成的创伤更大。在红十字会曾经的一桩丑闻中，类似的“猫腻”就无法让人心安：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一个名为齐中祥的医疗器械商4年间将约100台每台报价近千万元的超声刀，以捐赠的名义“送入”全国百家治疗癌症的医院。有业内人士爆料，上述号称每台价值近千万元的“超声刀”，其实际价值每台仅12万元。与此同时，红十字会向受赠医院以“管理费”名义收取近6000万元也不知去向。如此现象是存在的，那么，仅公布“去向”又有何实质意义呢？

　　况且，国内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还存在一个天然的“行政性成本过高”的问题。香港慈善组织一般将行政成本控制在1%以下，而国内相关组织一般是5%左右，这样的“奢侈性成本”的存在，也极易产生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天价餐费”现象。这也是无法让公众对仅“公布”捐款捐物“去向”无法放心的另一重要原因。

　　因此，笔者以为在日益公开透明的慈善信息的披露上，重中之重是“去向”信息的公布，但比“去向”更重要的是确保“去向”的合理性、社会效果性。而让慈善真正体现慈善的本意，就必须尽快构筑更完善的慈善监管制度（信息公开只是一个方面）。其一，设立独立审计和监管制度，有必要引进独立于行政机关的“第三方”，独立开展对慈善去向的审计，并接受公众监督；其二，亦有必要参照发达国家建立独立的对慈善的司法监管体系。比如在美国，绝大多数州都规定，慈善机构必须向州首席检察官提交年度报告，首席检察官还可以代表公众对触犯公共利益的慈善机构提起公诉，任何美国公民都可以向慈善机构查阅账目，慈善组织一旦遭到慈善评级机构的信誉质疑，将直接影响到以后的正常运作。所以，让公众知悉“去向”也仅仅是一个开端，慈善之路离公众的期待还相距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