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在世界艾滋病日到来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克强在北京与防治艾滋病民间组织、有关国际组织的代表座谈。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人民网北京11月29日电 （记者贾玥） 在世界艾滋病日到来前夕，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克强26日下午与防治艾滋病民间组织、有关国际组织的代表座谈。席间代表提出希望在服务购买、资金投入、运作环境等方面得到政府更多支持，李克强当场指示有关部门予以研究。

　　参与座谈会的深蓝工作组负责人杨杰向人民网记者回顾了自己的发言。他还从自身多年从事民间防艾工作的经验中谈到了民间组织发展所面临的体制、机制难题。长年致力于推动防艾公益项目发展的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则对记者表示，政府需要在资金弥补、平台搭建等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

　　民间组织：获得合法身份与资金支持是两大难题

　　2004年成立的深蓝工作组致力于艾滋病防治及人文关怀，多年来已累计为超过10000多人次筛检艾滋病毒。负责人杨杰告诉人民网记者，他在当天的发言中做了估算，来说明财政支持民间组织防艾工作的必要性和“性价比”。

　　“2011年，我们通过检测发现了121名HIV感染者，按照每发现一名感染者可避免5人感染计算，实际上避免了605人受感染。” 杨杰在发言中说，“再以一名患者平均治疗周期30年计算，每个患者需政府投入15万-65万元不等，605人就需要1亿-4亿，也就是说，一年发现了121名感染者，可为政府在未来的资源投入节约几亿元。”

　　在中国现有的政策下，从事艾滋病防治的民间组织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尚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从而无法获得合法的社会身份。这导致其服务不能被政府购买，工作人员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保待遇，甚至在遇到不法侵害也无法以社会组织的名义诉诸法律。

　　这正是杨杰和其他防艾民间人士最大的担忧。但昨天从卫生部传来好消息，疾控局副巡视员孙新华透露，卫生部与民政部将于今年底或明年初联合发文，对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社会组织予以注册便利。

　　身份“名正言顺”之后，杨杰还希望获得更多且持续性的财政支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通过与国际基金项目合作，像“挤海绵”一样挤出业务费维持运转。

　　“目前的运转经费主要通过国际合作项目中获得，比如与盖茨基金合作，但到了今年年底，这些项目就要结束了，工作也就不能继续开展。”杨杰对人民网记者说，现在突出的问题是，艾滋病防治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靠一个项目周期就能画上句号，项目结束了，防艾工作还得进行。

　　杨杰表示，即使是这些国际合作项目，虽然名义上运转一年，但实际工作存在每年项目运作周期的间歇性，而艾滋病毒传染不等人，短期项目只能救急，与艾滋病的实际防治情况落差很大。

　　“只有合法身份和资金保障的两大难题得到解决，才有利于我们在社区中开展艾滋病预防，持续地向社会特定人群提供所需的健康服务，更好地与疾控中心等医疗机构合作，进而发挥对预防艾滋病毒传播、关怀艾滋病人群不可替代的作用。”杨杰对记者说。

　　专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仅仅是掏出钱

　　长期致力于推动防艾公益项目发展的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告诉人民网记者，艾滋病防治离不开民间组织，包括在第一线开展公益服务，信息整理搜集，对易感人群和感染者提供亟需的服务等，这些组织提供的是政府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因而定义为公共服务。

　　但民间防艾组织的发展目前正遭受国际资金撤离的打击。2003年以来，国际金融机构全球基金为中国提供了5.39亿美元用于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但在2011年，该机构认为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实施中存在财物管理等问题，陆续暂停了数亿美元资助资金。

　　“全球基金退出带来的是几亿美元的缺口，这笔钱亟需政府跟进弥补，”王名说，“更重要的是，从2003年进入中国以来，全球基金已经在国内形成了购买服务、监督管理的操作体系和运作网络，这些政府不应丢下，而要沿用在今后对于民间防艾组织的项目管理中。”

　　王名曾就此向卫生部提出建议：全球基金的体系、人才、机制都要留下。他指出，购买服务不仅是政府出钱的问题，项目申报、筛选、评估、监管、问责一系列过程政府都要参与。而艾滋病领域的项目都很小，通常只有几万块，管理这些项目需要细到末端的规范操作。而如果直接依托财政构建体系，不仅耗时长，且效率未必高。

　　“除此之外，政府要做的还很多。”王名指出，政府还要为这些民间防艾组织提供特殊的政策支持，如帮助它们与民政部、卫生部之间搭建沟通协调渠道，方便交流对话合作；在法律层面，对于符合登记条件的民间组织注册登记，而那些规模太小的组织则进行备案，以维护它们的生存发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