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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母亲的820个吻 聚焦西部贫困母亲(图)

发布时间:2010年06月10日 13:26 | 进入爱公益 | 来源: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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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拍摄者在看照片

顾彩莲

向导指着前面说:“于教授,翻过这座山,那边有一位贫困母亲。”

  于全兴挎上摄影包,提起手提包,跟着向导走去:“多长时间能到?”

  “得五个多小时。”

  绑着三角架的摄影包里有一台哈苏120相机、一台尼康D3数码相机、两台相机的配套镜头、尽量多带的胶卷,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手提包里装着衣服、药品、几瓶矿泉水和方便面。

  每年的寒暑假,于全兴都要带上这身行头,到中国西部最穷的地方去,用镜头记录当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他此行的身份是纪实摄影师,职业身份却是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拍摄贫困母亲,这单一的主题摄影,于全兴做了10年。从天津出发,到达西部某贫困地区,完成拍摄后返回天津,这就算是走了一个来回。10年中,这样的来来回回,于全兴有过21次,其间走访了64个贫困县、267个村寨,拍摄过820位贫困母亲。

  于全兴希望,通过展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引起广泛关注,使她们能够得到救助善款,从而摆脱贫困。他自己也在每次采访结束后,把随身衣物、药品全部捐掉,只留下回程够用的路费。有一次没算计好,钱全都捐没了,只好借钱回家。

  “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

  10年前,头一次去西部时,于全兴还是天津家庭报社的职业摄影记者,其摄影任务是接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派。当时,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的工程,已开始了6年。

  那是在2001年1月,元旦刚过,于全兴就从天津启程,1月3日到了西宁,4日到了玉树,带上抗高原反应药和氧气袋,乘吉普车,登上海拔4300米的鄂拉山,然后顶着风雪继续翻越巴颜喀拉山,直到7日中午才到了海拔4700米的结隆乡:此行的目的地。

  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头疼,头晕,脑袋像个大气球,越来越胀,一跳一跳,像针扎一样疼。于全兴望着前方,感觉“白色大地像一块裹尸布铺盖在我未知的旅途上”。

  “我真的害怕了,”于全兴回想当时的心境说,“我后悔了。”

  就在这时,于全兴遇见了才仁巴毛母女。

  那是个“冬窝子”,土坯垒的,门很矮,屋里很暗,有个土砌的锅台,还有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没有床,睡觉就在地上一躺。于全兴进门的时候,见一个女孩蹲在门口,一手用力顶着腹部,脸色青黄。她叫阿夏·巴青才仁,是才仁巴毛的女儿。一年前,才仁巴毛的丈夫去世,女儿成为家里主要劳力。

  “怎么啦孩子?”于全兴问。“肚子疼。小病。”母亲说。

  巴青才仁9岁时就常闹肚子疼,可她知道家里没钱,疼起来就拿手顶顶痛处,从来不哭,也从不要求治病。疼得轻些时就干家务,不疼了就到山上去挖冬虫夏草。10年前,虫草很便宜,130根才卖390元。

  “怎么不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于全兴问。

  “哪有钱嘛?”母亲说着,用手抹了抹眼睛。

  “到乡里的保健站检查一下也好啊。”

  “哪有钱嘛?”母亲说,还是同样的4个字。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拍摄、采访都是次要的,”于全兴后来说,“我当时就决定,带巴青才仁到州上去看病。”

  带着巴青才仁上车后,于全兴给她的母亲留下150元,让她置办些年货。她双手合十,高高地举过头顶。那是个祈福的姿势。

  去医院的中途,在小镇歇息的时候,于全兴把一个苹果递给巴青才仁,她接过苹果,审视着,好久,这才轻轻咬了一小口,然后便把苹果塞进了袍子里。于全兴不懂藏语,示意她继续吃,可她无论如何不肯把苹果再拿出来。于全兴找来翻译询问,这才明白:巴青才仁要把苹果带回家,给妈妈尝一尝。

  于全兴拿出带在身边的所有水果,让翻译告诉她,这些都带回去。“但你必须把这个苹果吃了!”于全兴几乎朝她喊起来,然后就跑出屋子,拼命吸烟,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脑袋里乱得一片空白。

  继续前行的路上,翻译轻声告诉于全兴:那女娃把苹果又咬了一口,就又塞进袍子里,再也没有拿出来。

  泪水模糊了于全兴的眼睛。

  第二天到了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复中心,医院里最好的设备是一台陈旧的B超仪。检查结果,巴青才仁得的是胆囊炎。于全兴支付了医药费,又买些新衣服给巴青才仁,买些酥油让她带回家,希望她和妈妈过个好年。孩子紧紧拉着他的手,不说话,只是哭。两个月后,于全兴在采访途中接到结隆乡乡长达哇的电话,得知巴青才仁的病已经痊愈。

  “以前,按下相机快门,那是在拍摄别人,那是个机械动作。可现在不一样了。”于全兴回顾他这第一次采访经历时说:“每当快门‘咔嚓’一声,我的心头就一动。也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

  于全兴后来把他按动相机快门的这种感觉称为“触动”,因为他在取景框中看到的影像,不仅映入眼帘,而且激荡心头。他觉得,如果没有这种“触动”,他不可能在离开记者职业、成为大学教授后,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走向中国最穷困的地区,走到最需要救助的母亲们身边。

  从第一次之后,于全兴3年间去西部采访拍摄了6次。2004年,他被聘任为大学副教授,接下来的4年间,他又去西部采访拍摄了12次。2008年升为教授以后,于全兴又去了3次。

  “10年,往返21次,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于全兴沉思着说:“多少次从西部归来,发现自己的心还留在那边,做梦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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