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推动企业绿色增长有高招

　　（本报记者 凯奇）近日，梅花味精污染事件再次让“环境维权”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仅就梅花味精污染事件而言，公开资料显示，梅花味精首次被曝污染农田是2009年5月，之后廊坊市环保局勒令梅花味精停产整改，并处罚金总计81万元。霸州市政府也在事发后当月颁发《关于梅花集团环保问题核查、整改情况及处理结果的通报》表示，梅花味精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整改，一分厂淀粉车间与味精车间已经停产。

　　这样一件看似已经解决的污染事件却时隔一年后恰逢梅花味精准备再一次进入资本市场时第二次被媒体曝光，导火索是因为当地群众的一封举报信。

　　据相关报道，虽然梅花味精、霸州市政府称2009年5月整改后梅花味精已经不存在污染问题，但是据当地农民反映，当年的污染依然存在，那些地至今仍荒着，大片的污水坑散乱分布其上，污染比去年更加恶化，已经污染了10余个村庄的饮用水，村民几年不敢饮用地下水。当地农民之所以会写举报信，其诱因是梅花味精整改后就不再给农民发补偿了。

　　面对已经破坏的千亩农田，当地政府和梅花味精都选择了沉默。

　　经济账好算，环境账难估

　　这个责任究竟由谁来承担？如何让应该承担责任的人把责任担起来？记者采访了环境研究专家、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

　　“企业之所以敢于冒险，最根本的原因是环境违规成本低。”马军告诉记者，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但这个高速发展很大程度确实是以环境作为代价实现的，每年有1200万吨的粮食受到了重金属的污染，同时这种发展也加速了资源的浩劫，对公共健康产生巨大的危害，甚至影响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都难以解决？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缺乏社会动力去克服这样的污染。这个动力应该来自哪里？政府监管是最重要的手段，但执法不严在目前还是主要的问题。

　　数据显示，2009年梅花味精净利润2亿多，向霸州市上缴税款1.72亿元，81万元的处罚对于梅花味精和霸州市政府都显得微不足道。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广泛参与补充这样的动力不足。NGO在公共参与中将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前不久刚去世的杨先生在1994年所做的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就是建立一个“自然之友”，多数的环保组织都以提升环境意识作为主要的工作，在这方面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环境维权方向也是一条辅线，但资金还没有迈出非常大的步伐。还包括结合社区的发展、参与环境决策，在2003年有了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一次规定在公共决策中要有公众的参与，提供了一个法规政策的基础。越来越多的NGO开始关注环境方面的问题。

　　环境信息公开至关重要

　　马军告诉记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成立之初就开始构建中国水污染地图数据库，进入到数据库之后，可以清晰看到比如北京的可吸入颗粒物这几年的变化情况，还有工业COD的排放量的变化状态等。我们目前已经收到的记录达到了73000条，可以说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信息公开已经被列入环境管理一个重要的手段，与政府指令和市场手段共同并列为环境监管、环境管理的手段。在北美地区所有的污染源可以在电子地图上进行查阅，在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法规要求。

　　图中显示的都是中国的重点污染源，也就是所谓的重点监控企业，实际上中国65%的废水、废气和重金属物质，是由这7000家企业加1800家城市污水处理厂排放的，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他们定位在电子地图上面，让公众知道他们在社区的什么位置，同时我们把它和污染的记录进行交互，不但说明排放总量非常巨大，而且时常还有违规、超标的情况，希望公众对环境的风险有更深的认识，从而加入到环境保护的工作中来。

　　倡导绿色消费，以购买权影响企业

　　为了推动企业更好的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其它的环保组织一起，当时是21家环保组织发出了一个绿色选择倡议，希望用自己的购买权利影响企业的绿色条件，从当时的21家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35家。

　　马军认为，除了从绿色消费角度看问题，同时还要从绿色供应链角度看，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绿色选择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希望那些大型企业能够承诺不用污染企业做他们的供应商。我们收集了7万条以上超标违规的记录，这些供应商只要把关键字输入这个搜索引擎，可以查询到7年中政府有没有处罚过这个企业。在这样的机制下一些企业最终改变了采购只问价值、质量不问环保问题的现状，厂商开始定期的把供应链名单和我们的名单进行比对，比如沃尔玛一个月比对一次，发现问题会推动这些企业到NGO网站上作出说明，说明当时出现了什么问题。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超过300家的污染企业与NGO进行了交流，说明他们当初做错了什么，怎么整改的，这些名单都可以在数据库中看到，查询他们说明的情况。同时又50家企业通过了第三方审核，他们的名单得以消除，他们所有审核的报告和后续处理的过程也都可以在名单中看到。

　　比如上海富国皮革有限公司，在监测地图上是红色的，因为他有6年违规超标的记录，不但是当地居民头疼的源头，也是政府投诉的难点热点企业，当地NGO先是投诉，投诉环保局说已经处罚了，已经没有办法了，每年都罚他，想起诉，当地的法院不受理，最终我们看到了他的记录，当地NGO决定给他所有的供应商写一封信，之后这家企业很快和NGO进行了联系，开始打开他的大门，举办了企业开放日，新任CEO接待了自然之友NGO上海小组的代表。

　　再比如，有一家企业是沃尔玛的供应商，由于污染问题，沃尔玛要把他从采购名单上删除，最终当地政府同意把排污管道铺到这家企业，最终从所有超标的记录变成达标排放，因为他已经被纳入了当地的污水处理厂，企业每天600吨的污水得到了处理，而且周边的邻居们也把污水都顺道排入了管道，经济上避免了至少自建污水处理设施的80万元投入。

　　我们不是要打垮企业

　　“供应链约束既不是想要挟企业，也不是要打垮企业。”马军说，我们的出发点是希望企业能够改变他们的环境行为，不能够接受企业以牺牲环境和社区的利益为自己牟利。通过供应链约束，在企业无视政府处罚的现状下，对企业形成有效的制约，增加企业破坏环境的违法成本，消灭“以赔偿换污染”的低级发展模式。

　　但是，NGO也承载着来自企业和有关部门的压力。当这些企业压力施加到NGO的时候，我们的数据展示出来说，这不是NGO组织定义某个企业为污染企业，这点是很重要的，通过数据监测这家企业就是排放超标，这些公司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企业就会重视这个问题。包括地方的政府部门找过来的时候，有时也会面临很尴尬的局面，会说你必须把这个删了，因为会影响相关方面的发展，这些压力来的时候信息公开就显得尤为重要。

　　就当前我国面临的环保需求看，环境挑战是切实存在、迫在眉睫的，不但关系这一代人而且涉及子孙后代。信息公开催生新型治理机制，政府公开环境信息，社区和NGO参与环境治理，大家合力推动企业向绿色发展的方向转变，顺应低碳环保潮流，从环境守法到持续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