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雷锋精神 建设文明社会——公益路上,我们“雷”厉“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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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
研究领域:公益与慈善,社会保障政策与实务,应急管理,社会救助
曾在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副司长任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村村民选举;在救灾救济司任上,推动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在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任上,推动了孤儿保障工作,实现了孤儿救助标准提高到最低每月600元。在公益慈善领域内,首倡并大力推广“平民慈善”、“以善治促慈善”等理念,广泛号召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伦敦奥运召开在即,伦敦民间借助奥运的慈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体育与慈善到底是什么关系,慈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王振耀院长
体育大众化,慈善和体育才能紧密结合
问:这次伦敦奥运会,很多民间慈善活动借此开展,我国体育赛事与慈善结合的情况是怎样的?
答:中国近年为了发展体育,出现了一些偏差,体育主要是为了竞技,为了拿名次,为了比赛,和大众的体育活动脱节了。我们各地体育馆硬件设施是很好的,但平常都关着门。我国现在的体育出现了一种异化,体育被认为就是“为国争光”。但体育为每个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呢?当然,比赛中我们拿了好的名次大家应该高兴,但是如果体育运动不能和我们日常的体魄健康、孩子们的体育锻炼紧密结合,将来容易使体育竞赛变为花瓶。这种体育运行模式的弊端已经出现,一些运动员已经对这种模式提出挑战。可能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这个阶段不能太长。我认为,到大众体育阶段,体育才能与慈善公益结合在一起。
问:国外体育赛事中有专门的机构运营慈善活动,但我国好像很少,这是什么原因呢?
答:主要是意识和体制,当然还有管理经验。如果体育都是代表国家竞赛的,那么大家很难意识到体育必须依赖于社会也回馈社会;如果没有将奥林匹克精神植根于大众,则很难与慈善联系起来。让大众体格更健康是我国体育发展最重要的目标。当我们体格强壮了,还要看到因为各种原因,还有一些弱势群体,需要我们去关注,其实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因此,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人文情怀和慈善精神已经成为竞赛的内在精神,即使是世界选美小姐比赛,也要看其中的人文情怀,要看其慈善公益精神。奥运会后的残奥会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有了理念,之后才会有我们的体制。体育如何做慈善?当今很多体育明星已经意识到了,尤其是国外,但国内很多机构还没有注意到这个环节,我们也还不了解国外的一些比赛,甚至就连我国香港的马会,一般人认为就是比赛,但其实是香港最大的慈善组织,马会比赛主要是为了捐款。做慈善的品位是很高的,慈善恰恰让体育与高尚联系在一起,救穷人本身就很高尚。
问:在国外,慈善是体育必备的内容之一,有专门的经纪机构在运作。我国情况怎么样?
答:做市场经济要与慈善联结在一起,要把慈善渗透到每个环节,包括一个人的家庭生活,并且与很高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不仅体育捐赠,企业也是如此。就如钢铁大王卡内基所说,拥有巨富而死是一种耻辱。因此,有了理念才会有体制,我国的很多企业缺乏内在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慈善理念。我在民政部时,接待过的一些美国公司,一进入中国,就跟我们接触,了解该怎么捐款,这其实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社会责任不足,则近不能惠家庭,远不能惠社会,高不能惠国家,低不能惠大众。若企业只想着赚钱是走不远的。像洛克菲勒家族,现在已经六代了,正是慈善将他们家族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不做慈善,家族内部就会因为尔虞我诈而分裂。做慈善就要有长久的计划,就要有专门的组织运作。没有慈善,体育经济也走不远。现在报道出来的,我国有的拿过冠军的明星,退役后还要靠吃低保生活,这对体育发展也不利。
从体育人到社会人最好的转化途径就是慈善
问:国家给退役明星是有政策的,但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出现呢?
答:因为对任何一个明星来说,和大众、社会联系不紧密,只是擅长参加一项比赛,退役后没有一技之长融入社会,就很可能难以自食其力。而像姚明,他是一个体育明星但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人,慈善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运动员们在服役期间,他们与社会是脱节的,即使退役后国家给他们一定的补贴,也不能持续,从一个体育人到社会人最好的转化途径就是做公益慈善。
问:对于那些普通、没有很大名气和号召力的体育人,要怎么样通过慈善成为社会人呢?
答:不要把慈善认为就是捐钱,它其实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不是明星活动,它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活动。体育人退役后,在公益慈善活动交往中展现出你的体育才能,用体育专长来引领一个团体的体育事业,同时得到大家的回报。在国外,几千块就可以注册一个家族基金会,让孩子参与,很多普通人可以来做慈善。我国现在慈善起点太高,拥有200万元才能注册一个基金会,这很不合理,行善很不方便,使慈善与大众的日常生活脱节了,缺乏大众参与。
现代慈善的魅力 在于推动社会品位的提升
问:您认为现代慈善理念包括哪些内容?
答:我们的慈善渗透着传统的理念,是施舍式的,好像与自身道德修养提升没有关系,于是慈善者成了神,传统慈善使大家害怕。现代慈善更多是大家出点钱,一起做些事情。更多的是从事各种公益事业,比如卡耐基,建大学、医院、图书馆,列为他前三位捐助内容。而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比如低保、医保等。公益慈善除了救急解难,更要大量地做文化、体育等社会品位的提升和倡导,这是现代慈善的魅力,比如英国公园的很多凳子是捐款建造的,捐建者会在凳子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我们做慈善面临很大的社会转型,需要更尊重个人的爱心,而不是没有个性的国家行为。如今的社会,大家越个性越善良越爱国。有人说中国现在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观点。恰恰现在中国社会道德日益提升。过去信息不透明,人们不敢说,而现在我所看到的,20年前没法和现在比,现在社会进步在加速。1998年的洪水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都在救灾现场,不论是志愿服务还是各种各样的捐赠奉献,都能感觉到整个社会是非常善良的,我觉得中国慈善是很有希望的。
中国的慈善应该是中国道德的凝聚力量
问:您理想的中国慈善是什么样的?
答:我认为是现代慈善,中国慈善应该是国际化的,中国慈善才能真正展现出中国的国力和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乐善好施是被世界认同的,但我们缺乏组织,组织的乐善好施我们还不太会。
中国慈善应该成为社会进步、社会提升的巨大推力,当中国慈善事业相当发达的时候,很多灾害等极端事件就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和克服。
中国的慈善应该是中国道德的凝聚力量,我们的道德不应该是在大场合下空洞的口号,而应是春风化雨般渗透到家庭,很神圣庄严地讨论慈善的话题。
乐善好施本来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精神,但是没有升级,没有现代化,如果组织化后,有了相应的规则,那么我们的民族将会得到全新的升华,将会引导人类社会发展。
问:各国对慈善人士有什么礼遇待遇吗?
答:欧美国家业界也颁发很多奖,就拿受英国文化影响很大的我国香港来说,如果公认的为公众服务做得特别好,慈善做得特别好的人,则会被授予“太平绅士”的称号,受到的礼遇比议员还高,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其实我们内地也应该考虑,给杰出的慈善家一个特殊称号,给他们应有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