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自己是个很较真的人但从不给自己压力

　　北京远郊怀柔附近有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在幽静的小镇里有一栋并不起眼的三层小楼。小楼里有一个资料库，库里有3500位年龄都在80岁以上的老人共300万分钟的影像以及文字资料。影像中，每位老人都对着镜头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甚至是“秘密”。

　　这就是崔永元8年前开始致力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至今，这些数字还在不断更新，因为采访每天都在继续。

　　8年前，饱受抑郁症与失眠困扰的崔永元听从医生的建议，“医生说你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我一直都喜欢历史。”于是崔永元开始做“口述历史”。

　　9月4日，“口述历史”系列最新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高清在线观看)在上海举行首站观摩会，该片是从资料库中拿出不到千分之一的内容制作而成。

　　此前，崔永元已经完成了《电影传奇》、《我的祖国》等数个“口述历史”项目，并用这些影像资源建立了“电影传奇博物馆”。今年年初，崔永元又启动了中国民营企业“口述历史”，计划采访从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具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并将成立“民企博物馆”。

　　从主持人到做“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建电影博物馆，搞乡村教育，做基金会，崔永元已经逐步转变为一个社会活动家。谈到做这些的初衷，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崔永元表示：“我做的东西其实很简单，我从不给自己压力。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较真的历史记录者

　　9月4日，《我的抗战》的看片会开始前，崔永元安静地看完了手上的一份报纸。12点35分，他掏出手机，发了一条微博(http://cuiyongyuan.t.sohu.com/)。

　　“报上说，我国将向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入伍的目前还健在的抗日老战士每人发放3000元以示关怀。那么，1931年9月18日至1937年7月6日期间就没有战士抗日且仍然健在的吗？还是准备发他们6000元以示更关怀呢？”

　　他的微博上，到处是这样的段子。崔永元说自己是一个较真的人，有时候，让他愤怒的事情特别多，他会在一个小时里连发四五条微博。

　　他开车带女儿去看电影，车开到了电影院，有人跑出来指挥他把车停在路旁，他照做了。结果一进影院，看到大大的字幕写着：“请把车停在停车场，路旁不允许停车。”他立刻跑出去，质问影院为什么可以在路旁停车，影院的人很苦恼，反过来向他大吐苦水后，摊摊手，表示无能无力。

　　“你们搞不定，我来！等着！”他打电话直接喊来了110，硬是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折腾一番后，他回到放映厅，电影已快放完。坐在女儿身旁，他开始反省自己的行为，“我是不是有点太较真了？”

　　但等到下一次遇到类似的事情，他依然忍不住。“我还是关心这些事，怎么也改不了。”面对记者，崔永元表示。

　　较真到最后的结果是他自己患上了抑郁症。2002年，饱受抑郁症与失眠困扰的崔永元离开《实话实说》。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一边治病，一边筹划做些别的事情。随后在央视播了5年半的《电影传奇》，成为“口述历史”的第一个项目。

　　为了做《我的抗战》，崔永元去了几趟日本。有一次，他特地跑去靖国神社。在那里，他看到几个年轻人穿着日本军装，耀武扬威地喊着和中国有关的口号。崔永元很好奇，就开着车一直跟着他们。

　　“一路上，他们都很守秩序，走到日本皇宫前，喇叭就不叫了。遇到红绿灯，照样是红灯停绿灯行，规规矩矩。”吃午饭时，这些年轻人进了一个面馆，他也跟了进去，坐着旁边，一边吃一边偷瞄人家。

　　他的怪异举止引起了那几个日本青年的注意，双方开始互相搭讪起来。崔永元很严肃地告诉对方，他特别不喜欢他们的这个打扮。没想到日本青年却告诉崔永元，他们都是学生，在勤工俭学。“我们每天如果穿这个衣服在那里喊，可以领到不少钱呢。”此言让崔永元一行人瞠目结舌，半天没说出话来。

　　“如果媒体拍到这样的照片，大家一定以为那是日本的右翼，但实际上并不是。”正因为此，他想记录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为历史做一个结论。

　　站在台上，崔永元显得很自豪，“这不是一个好玩的东西，但就在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网上的视频点击率已经突破了600多万。”

　　他的情绪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一位来自复旦大学的90后姑娘获得了一个和崔永元对话的机会。这个姑娘真心祝福今年47岁的“小崔”，“小崔，你一定得保重身体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此言一出，全场人哄堂大笑，坐在台上的崔永元颇有点哭笑不得，但他很快就用一贯的冷幽默做出回应：“这个姑娘肯定把我刚刚对历史的见解当成临终遗言了。”

　　他的身体其实还不错，抑郁症的后遗症是让他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这些年，他每天都要看大量的历史书，从半夜12点一直到凌晨4点，他笑言自己的生物钟和大西洋彼岸的奥巴马总统是一样的，“我现在眼睛不行了，有点花了，特别着急。”

　　他更急的是如何快点抓住那些历史的亲历人，他把“口述历史”看作一场文物抢救式的工作，让一群年岁已高的老人们讲述逝去的历史，和时间赛跑。“我们若不快点，可能很多东西就没有了。”

　　2006年，崔永元决定带着一群人重走长征路，完成《我的长征》。路途中，他们想找个电视看一场世界杯球赛。队伍正好路过乡村小学，于是他们去问，却发现那里的孩子连足球是什么都不知道。诧异的他于是他跑到一个乡村学校，蹲在墙角“偷听”了一堂课。听到有个孩子问老师，“大家坐在飞机的什么位置？”那个乡村教师一脸平静地回答，“坐在飞机的翅膀上呢。”

　　他心里又诧异又害怕，“这样的老师教育出来的孩子怎么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回来后，他逢人就说这个事，最后干脆成立了一个“崔永元公益基金”，开始搞起了“乡村教师培训计划”。至今，已有数百名乡村教师参加了培训。

　　“哪能拍案而起再坐下，再拍案而起再坐下，那也太二了。我觉得既然都拍案而起了，就行动吧。”崔永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