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西津：应给社会力量更大空间

　　《公益时报》：作为最知名的教育公益项目之一，希望工程致力于“保障教育起点公平”，您有什么看法？

　　贾西津：实际上，这个应该是政府尽责的。当政府没有尽到责任的时候，社会有两种补救方式，一种是我直接来提供，另一种是我要求政府你要尽到你的责任。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希望工程做的是前者，在当时背景下，它所做到的、建立的模式对于社会的贡献都是有很大很积极的作用的，包括带动了慈善理念，创造了参与的模式，推动了公众的认知。

　　但是，确实这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方式。社会的参与应该更多的去创新新的理念、新的教学方式，新的资源运作模式，而不是简简单单地作为一种资金的补充。希望工程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在当时，希望工程给我们提供的经验非常多，但我们还有很多缺失的地方，比如倡导，比如创新教育的理念模式，特别是在教育体制比较僵化的时候，民间能够创造一些新生的教育模式，比提供资源更为重要。

　　《公益时报》：对于政府和NGO力量的配合，曾有很多探讨。对于震后160所希望小学由青基会捐助、政府配套资金建设，您怎样看？

　　贾西津：教育本身是公共投入中非常大的一项，中国的投入是非常不足的。另一方面做什么，怎么去投，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是不是它能基于本土的需求，能够有一个本土的参与性，这样一个投入机制很重要。资源由谁来使用，这些资源的后续运作、管理，对于需求的满足，谁是主体，当地的需求，更有能力、更有权力去使用资源，这是更重要的。

　　《公益时报》：教育依然是吸纳捐款的最大领域，与希望小学类似，其他的教育公益项目，是否也面临资源配置的问题？如何更好地利用好这些民间善款？

　　贾西津：会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国际上也是普遍存在的。资源的供给与资源的使用之间不会特别好的匹配起来，所以说模式就很重要。有些模式，它就更侧重在资源的给予或者硬件的设施建设、资金的救助；有些模式就会改进，会更侧重在教育理念、当地的本土需求、资源使用的效率。这些模式本身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公益时报》：灾后重建政府的力度非常大，而一些企业的定向捐赠导致资源过于集中。这样的情况您怎么看？

　　贾西津：首先还是政府给自身的定位问题。一个良性的模式是政府应该使用他自己的税收资源，去完成最基本的需求，比如卫生安全，比如生命的保障。政府把所有重建的资源都统筹起来，肯定会产生比它的效果更大的问题。在国际上，这种重建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如果你不重视社区的价值，你重建的会是一个死社区。

　　政府统一协调社会一切资源并不是一个好的模式，应该在政府尽到基本责任的时候，积极让社会组织作为一个主体，来利用社会资源进行建设。尽管看起来它建的东西不是那么有序，但是这种社区是活的，长期而言，这种社区能够运行下去，所产生的后效应会越来越好。所以政府统一建立模式问题是挺大的。

　　《公益时报》：对于灾后重建中，政府与NGO力量的配合，您有什么建议？

　　贾西津：汶川仍然有比较大的集中式建设的问题，但没有玉树的问题这么突出。

　　实际上，重建中民间力量被排除在外，这与社区建设的理念是相反的。从台湾经验来看，重建方案很多样，有大量可以借鉴的东西，而我们借鉴的还不够。在台湾，灾后重建中政府起到一个协助资源配置的作用，比如台湾灾后重建的基金是民间组织来使用的。在台湾的社区恢复里面，他们很重视原住民的价值。

　　怎么在重建过程中去尊重文化，体现个体性，不亚于给人们提供衣食这种保障的重要程度，否则后面的发展就很困难。

　　而在四川和玉树的重建中，资格变成了比能力更显要的障碍。如果能让NGO开放地去做，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能力不足，其实是个好事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使一批NGO成长成熟起来。实际上，在四川也好，玉树也好，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最大困难是资质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