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雷锋精神 建设文明社会——公益路上,我们“雷”厉“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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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被称作“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人口之一”。在港人的观念中,慈善不仅仅是怜悯和施舍,他们是把服务社会当做自己应尽的责任,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社会氛围:拥有足够的财富并不代表成功,社会奉献和社会责任感是衡量成功的重要标准。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香港对慈善的观念成为许多企业家向慈善家转变的动力之一,不少富豪用在慈善事业上的精力比用在企业上还多,推动了香港慈善业的发展。
李嘉诚在1980年就成立了李嘉诚基金会,到现在对教育、医疗、文化等公益事业的捐款逾130亿港元,他将基金会视为“第三个儿子”,投入其1/3的资产。今年9月,李嘉诚宣布拨出3亿港元发起“香港仁 爱香港”公益活动。他曾说:“我的钱来自社会,也该用于社会,我已不需要更多的钱,我赚钱不是只为自己。为了公司,为了股东,也为了替社会多做些公益事业。”
余彭年,香港知名商人、著名慈善家,主要从事地产建筑、酒店业。2007年,余彭年与李嘉诚一起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14大慈善家之一。2010年,88岁的余彭年宣布将其名下剩余的所有资产,共计32亿元人民币,全部投入“余彭年慈善基金会”,“余彭年慈善基金会”的资产价值达82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第一个超10亿美元的慈善基金会。余彭年在2004年辞去酒店董事长的职务,成为一名专职慈善家,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之中,他启动的“光明行动”在全国18个省做了15万多例白内障手术,帮助大批贫困患者重见光明。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香港慈善家李兆基经常说的一句话,他在事业稍有成就时,就开始热衷社会公益,早在1978年,李兆基斥资2000万港元重建香港培侨中学,从2005年到2007年,他仅向香港各大院校捐赠就达11亿港元。李兆基也为内地提供大量资助,近年为支持复旦大学教育建设捐赠了1亿元人民币,向北大、清华共捐赠4亿元人民币。对于一向低调的李兆基,曾有人评价:“求他自述难,求他捐款易。”
“满城尽怀慈善心”
富人群体的社会贡献率高,普通市民呢?
每年香港都会组织“公益金百万行”活动,“百万行”是香港众多筹款项目中历史最悠久的活动之一。港人不论什么身份,都乐意加入募捐队伍中,普通市民尽其所能参与其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慈善,已不是富人的专利。
“卖旗”也是香港募捐活动之一,义工在街道上向路人筹款,当人们把钱投入筹款袋后,义工便会将一张小贴纸贴在捐款者的衣服上。每逢周六“卖旗日”,许多由香港中小学生自发组成的“卖旗仔”会拿着透明的募捐箱,用“贴旗”的方式募款。
有些人身上已贴有“旗子”,再次经过募捐箱时,继续把钱投到里面,结果身上就会被贴上好多枚“旗子”。
在“卖旗”的过程中,难免会遭到拒绝,但这并没有打消“卖旗仔”的热情,多次参与过“卖旗”的黄同学说:“虽然有时会被拒绝,但不觉得尴尬,因为是在做善事嘛!”陈太太经常带着自己上四年级的女儿做义工,她与女儿互相比赛谁“卖旗”的数量多,她说这样不仅能锻炼孩子的沟通能力,更能让孩子从小懂得要帮助别人,培养爱心。
慈善何以蔚为风气
慈善公益风行港九,并非一蹴而就。形成这样的风气,有赖于当地政府、社会机构、热心人士的长期推动,使公益概念深入香港人心。
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发生暴乱,提供社会福利对当时的香港社会起到了安抚作用。香港政府与志愿福利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后,前者对慈善事业一直起到支持、鼓励和推动的作用,现在香港的许多非营利机构,不单在提供服务方面分担了政府的负担,还在财政上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已成为维持社会安定繁荣的强大力量。
香港作为一个多元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因此香港慈善组织在面对有多种需求的社会群体时,也提供多层次、多形式的服务,将服务拓展到各个角落,建立不同档次的福利设施,覆盖面大,受益人群广。众多的香港慈善组织,用多种形式帮助当地社会底层人群。
由于香港历史的特殊性,慈善事业经历了不寻常的发展,西方观念的逐渐渗入,使香港慈善“西化”色彩比较浓厚,尤其在制度层面上借鉴了海外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成功运作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制度的有机结合,成为香港慈善的一大特征。
港人还为内地提供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帮助。“谭兆基金慈善基金”创始人谭兆,祖籍在广东新会双水镇,他初期是在香港成立公司,借内地改革开放的东风,谭兆回到广东投资,赚钱后饮水思源,多年来累计在内地的公益捐资高达数亿元人民币。正因为许多港人在取得财富的同时怀着感恩的心,乐于助人,热心公益,香港慈善才会如此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