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比捐赠人更值得关注

　　11月8日，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个人名义向南京市政府捐款10亿元，用于金陵大报恩寺重建，成为中国慈善史上最大数额的单笔个人捐款。重建工程预计明年初正式开工，10亿元捐赠将于年底一次性捐给中华慈善总会，再分三次拨付南京市政府。王健林事后受访，称自己并非佛教信众，捐赠也不是信众的布施，而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新京报》11月9日）

　　10亿元，中国慈善史上最大数额的单笔个人捐款，未赢得喝彩和掌声，还惹来争议声一片。王健林没想到，中华慈善总会应该也没有想到。虽然质疑之声事出有因，但抛开慈善公信力、透明度等众所周知的因素，政府在捐赠中的角色含混不明则加剧了公众的质疑。

　　首先，只要王健林的10亿捐款来源合法，只要捐款出于王健林真实愿望，只要捐给的用途不违法而且符合公序良俗，那么，捐款就比不捐强，更何况是10亿巨款。其次，捐建“金陵大报恩寺”是否是慈善捐赠，抑或只算得上公益性捐赠，不归王健林管。作为捐赠人，他有捐的自由，也有不捐的自由。

　　当然，公众的质疑并非只因捐建寺庙，还因“受益方”的特殊身份：南京市政府。政府能够接受捐款吗？10亿元捐给政府，是否有钱权交易之嫌？这恰恰是目前公众神经的敏感地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企业只有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才可以给政府捐款，用于重建古迹给政府捐款缺乏依据。另一方面，《慈善事业促进法》尚未出台，慈善和公益的边界，政府受捐的边界尚不明晰，引发质疑也就在所难免了。

　　可以看出，王健林被质疑是目前我国慈善制度不完善、环境不成熟的一个缩影。他不是被质疑的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人。此前，陈发树、陈光标，甚至黄如论，可谓不胜枚举。笔者并非反对对捐赠人进行善意的监督，而是遗憾于这种监督走上了“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度捐赠目的的极端，缺乏冷静的思考和扶持的耐心，对慈善事业的发展并非好事。

　　一笔巨额捐赠出现的第一时间，公众乃至舆论的焦点习惯性地放在了捐助人身上。当质疑成为习惯、成为常态甚至主流，我们很难寄望一个慈善家涌现、捐赠井喷的慈善未来。公信力的塑造、透明度的提升、制度的完善并非捐赠人能够承担得起的责任，我们需要以更大的耐心，鼓励捐赠人的积极性。笔者认为，舆论的焦点或者说主流，应该放到制度建设上，放到善款的使用和结果的跟踪上，而不是放在质疑捐赠人上。

　　慈善需要包容，对向善者更需多一分包容。慈善环境和制度完善的成本，不应都让捐赠人承担。（■ 文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