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硕士才可进入社工界

　　11月21日，由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协作者）主办的“协作者社会工作大众讲坛”正式启动。首次大众讲坛邀请到来自加拿大的John Graham博士及Marion Jones博士，与社会各界人士分享“跨文化视野下的社会工作”。

　　Marion Jones博士是加拿大里贾纳大学经济系教授，于1994年获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John Graham博士为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在协作者社会工作大众讲坛上，他们分享了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和里贾纳两个西部城市所做的项目。

　　该项目主要关注三个人群，第一个人群是可能取得就业机会的人，第二种是有工作，但居无定所的流浪汉，第三种是弱势妇女群体。Marion Jones表示，该项目要从整体上对受助者的问题作出评估分析、帮助他们树立自信，不然很难让他们取得实质性的帮助。

从受助者自身出发帮助

　　在加拿大，公民不论是在城市地区还是在农村地区，他们都是全民健保的，他们都可以享受就医和看病的服务。这也包括去加拿大留学的留学生和一些新移民。而且，在加拿大，小学和中学教育都是全民免费的，包括一些大学的学费也是免费的。所以加拿大的社会福利主要关注的是失业人群、包括一些由于残疾而得不到工作机会的人群。

　　在加拿大，提供这些服务的有三个不同的层级，第一个层级是中央政府，第二是层级是省政府，第三个是公民社会组织提供的。公民社会组织每两到三年要向政府重新申请一次资金来做一些项目。

　　Marion Jones和John Graham对温哥华一个市中心的贫民区的研究中发现，很多资助的钱被用来治疗症状，但没有用到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这些没有住所的人是因为没有得到工作机会导致他们贫困，而找不到工作是与没有受到足够教育的社会现实相关联的。

　　Marion Jones表示，以前的社会政策研究并没有从受助人群自身的条件因素出发。“所以我们的研究创新点在于收集了大量人类志和民族志方面的故事，把受助人群的多样性和现有实践政策的缺陷都强调出来，所以我们的研究特别在意我们的案主接受服务时的感受。”

　　Marion Jones注意到，这些缺乏教育的人群往往能够在接受继续教育后被安置一个工作岗位，但在此之后他们就又会回到失业的状态。“很多雇主会强调说，你只有高中同等学历，你并没有正式的高中学历，我们不想录用你。还有些人是文盲，政府却让他们去上高中同等内容的课程，这对他们来说很不合适。”

　　这样的人群中有些人由于家庭的黑社会背景而具有毒瘾和暴力倾向。Marion Jones说，我们的省政府可能针对每一个问题人群提供不同的服务，但这样显得太分散了，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同时，政府的帮助行为也容易导致受助人群自信心的丧失，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总是无法独立找到工作。

　　所以，我们Marion Jones觉得首先应当从他们自身的意识入手，帮助他们树立自信，这样以后其他的帮助项目才更能得以顺利开展。“我们尤其关注在政治上社会上被边缘化的人群，尤其是长期失业、居无定所的流浪者，我们也把这两个因素看作是将弱势人群隔离于主流以外、社会不能融合的主要原因，这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占这座城市人口百分之三的群体，最被排斥的那百分之三。”Marion Jones说。　　

整体上对受助者作评估

　　现在，加拿大出现了一种新的下层阶层，他们虽然有工作，但也低于基本的生活保障线。经Marion Jones的研究发现，离婚和分居也会加剧这种情况，因为他们不能同时负担两处住宅。这样的人群中40%的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32个小时，他们能够负担的费用是每个月400到800加币，可是平均的租金高达1140加币。“所以这样的人群通常只能住在类似于庇护所的地方，比如在一个教堂、地下室、车间里可能住着一千多人，每个人有一张床垫，席地而睡。一些我们的农民工朋友如果看到了可能还会觉得自己的情况好一些。”Marion Jones说。

　　在加拿大，还有一群暂时或者永久性的不能融入劳动力市场的一群人，经常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个人需要做两份工作来维持一份体面的家庭经济状况，但由于轮班的时间安排问题，他们往往不能平衡两份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求助于社会工作者。如此一来，在有稳定工作的人群和没有稳定工作的人群之间就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前者有一份固定在白天的工作，后者的时间安排却很不稳定。

　　另外，他们可能是因为缺乏知识和训练而造成的失业，比如缺乏人力资源的培训教育。也可能是由于一些社会原因，比如离婚、丧亲等，导致无法独自承担生活开支。还有政治上原因，比如加拿大很多的难民。

　　“和我们这里的农民工一样，他们在城市里几乎没有社会资本，因为他们的家人、朋友或者任何可能为他们提供帮助的人群都不在身边。在这些人中也发现很多由于毒瘾、精神问题，这也间接导致了他们的住房危机。”Marion Jones表示，精神疾病可以使一个人被雇佣的可能性下降32%，同时使家庭成本上升14%。如果还涉及到家庭暴力，如果生活还依赖特殊交通工具，那么以上各项可能还会增加5%。

　　还有一些肢体残疾者，虽然宪法规定不能歧视，但他们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机会还是比正常人要低7%。如果家里还有一个0到2岁的小朋友，这个数字还要降低7%。

　　Marion Jones和John Graham的研究表明，第一点就是帮助案主认识到，无家可归的局面并不完全是由于他的个人原因造成的，“同时我们也致力于一些政策倡导性的工作。”第二点，“我们认为权利的缺失也是造成这样的问题的原因。”Marion Jones说。第三点，个人的成长经历也对他们起到了重要影响。“如果我们没有从整体上对他们的问题作出评估分析、帮助他们树立自信，那么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些住在工业区庇护所里的人通常无法接触到公共交通资源，这使得他们也很难接触劳动力市场。”Marion Jones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