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起飞 慈善回归民间需更多制度支持

　　2010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在回顾先前三十年完全“没想到”的改革发展时人们常有点手足无措，而面对未来三十年的“不确定”的崛起时，又不得不深思。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2010年，公益悄然起飞。

　　慈善回归民间

　　2010年公益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是，整个体制开始认同慈善回归民间的诉求。虽然国家的《慈善法》仍然迟迟未出，但是地方的慈善立法开始不断涌现。2009年底广东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规定》，引发了2010年许多慈善公益组织纷纷在广东申请注册。而继江苏省5月在全国率先出台《慈善事业促进条例》，湖南也向地方人大提交了《慈善募捐条例》草案，在广东省全年酝酿《慈善事业条例》的同时，深圳已经在酝酿《非营利组织法》。这些已经出台和正在制定的法律虽然力度不同，但是在方向上都倾向于支持民间慈善事业的兴起。这似乎预示着至少在地方上，体制开始认识到来自民间的慈善力量，认同慈善也是一种作为民间的事业。不但如此，2009年各地兴起的政府购买服务的热潮也标志着政府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需要民间公益组织的给力。上海和深圳的公益创投和公益金在全国先行，直接推动了民间的各种慈善项目的兴起和非营利组织的活跃。原有的政府包办慈善的局面正在改观。

　　在民政部2005年的《慈善事业发展纲要》出台五年以后，慈善终于引起整个体制的重视绝非偶然，亦是形势所迫。在改革开放过往三十年中，一方面中国经济转型的框架基本形成，经济的崛起引世人瞩目，而另一方面，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社会的变革却相对缓慢。社会建设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结构的转换，这就使得民生与社会发展议题例如贫富的两极分化问题、教育问题、健康问题、环境问题等日积月累，改革变得复杂和挑战重重。更令人忧虑的是，公共道德出现某些失范、社区冷漠以及大众消费主义的盛行都是不健康的社会心理。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政府与民间逐渐达成共识，公益慈善即使不能成为新一轮社会改革的起点，至少可以缓和环境大灾大难或者社会贫富分化所带来的矛盾对立和冲突。2010年，从企业家陈光标的裸捐到退休老人胡明参与的月月捐，越来越多的民间人士主动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中来。而从云南抗旱的突然醒悟到玉树地震救灾的新的民间联盟的形成，民间公益组织仍然依靠自身的行动和突破来使得慈善在民间再度兴起。2010年慈善回归民间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标志是，慈善事业开始了更多的民间合作和多元发展。

　　2010年，对政府垄断慈善最醒目的挑战声音来自于李连杰。他在中央电视台的访谈中公开了自己做慈善面对种种潜规则的困难和压力。尤其是喊出了要求拥有公募权的民间公益的呼声。当很多人认为壹基金为此真的要夭折的时候，他的声音感动了南方。2010年12月3日具有公募性质的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在深圳注册成立，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来自民间的公募基金会。和先前那些悄悄拥有公募资格的民间组织不同是，它的戏剧性的高调转变展示了相关制度改革的可能性。

　　虽然相关部门统计的全国慈善捐赠在2010年并未有突变式的进展，但是2010年，那些不在统计数字之内的社区公益被学术界发现。事实上，民间的做善事得福报的传统在2010年借助互联网、微博和手机短信等大规模复兴。很多慈善直接走向社区中的贫困人群、修桥造路等。2010年最为引人瞩目的捐款是曹德旺父子将2亿人民币捐赠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用于云南救灾。这是目前中国个人一次捐赠最大的一笔款项。曹德旺父子捐赠这笔钱同时也附加上可能是中国慈善史上最苛刻的条件，如果误差率超过1%，扶贫基金会要给捐助人赔30倍。这个苛刻的协议使得中国扶贫基金会必须以更高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来使用这笔善款。曹德旺的捐赠不但推动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转型，也举起了捐款人要求问责的大旗。对应于2009年调查发现汶川地震捐款80%流向国库所引发的不满，捐款人问责之风在2010年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