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一任地球环境部部长加藤三郎：从官员到环保NGO之路

　　前不久，陈金陵作为环保NGO研究学者，受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塾的邀请，赴日参加关于环保NGO的研讨会，介绍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情况。在此期间，她采访了日本民间组织“环境文明21”负责人加藤三郎，并采访了刚上任的日本环境省大臣松本龙。

　　从她的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日本环保NGO的发展状况及日本行政部门与NGO的关系。

　　加藤三郎是日本NPO(非营利性组织，即我们国内的NGO)“环境文明21”的法人代表，民间组织环境文明研究所所长。之前，他曾是日本环境省第一任地球环境部部长，作为日本代表团成员参加过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环境大会和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

　　18年前参加巴西环发大会后，加藤三郎先生辞去环境省官员职务，创办了“环境文明21”这个环保民间组织。“21”即标志着他和志愿者们，已经把环境保护的目光，投射到21世纪。

　　前不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塾办公室，记者与加藤先生进行了一次对话。

　　记者:18年前参加巴西环发大会后，您为什么辞去环境省地球环境部部长职务，去创办环保民间组织?

　　加藤先生: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公害问题很严重，当时主要靠政府用行政力量和技术手段去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上世纪80年代后出现温室效应、酸雨等地球性问题，和公害不一样，这些问题不能用同样的行政和技术的方法去解决。

　　地球生态环境问题也是文明问题，要让“文明”转换方向。这就需要转变人们的价值观以及经济发展方向，不能再无序生产，无序消费。这种观念的转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出席1992年巴西环发大会后，我更加认识到只提“可持续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加上“环境文明”，即从西方文明、工业文明，转变到未来的环境文明，对于21世纪尤为重要。应该在这种观念下去考虑政治、宪法、教育等问题。

　　发展环境文明需要提高公民力量，需要有一个让公众中少数有长远想法、愿意参与到环境问题讨论中来的人们有适当的平台。他们可以在这里独立、自由地思考全球环境问题。

　　政府官员考虑经济增长，限制了某些思维，而我个人思想发生一些变化，再用从前的思维去做官员很困难。所以，我决定离开政府，辞去官职，以独立、自由的言行去做环保。

　　于是，我辞去环境省地球环境部部长的官职，创办了“环境文明21”和环境文明研究所这样的环保民间组织。

　　我们的NPO没有政府资金，完全是民间的，这给公众参与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

　　记者:“环境文明21”组织好像不是以做项目为主，你们主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加藤先生:我们主要着眼于帮助社会上更多人转变观念，召开了很多研讨会，做演讲，出会刊，写专著，向普通公众进行宣传。

　　当时，日本NPO出现不久，力量不够强大，不如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民间组织，人员、财政资金都不如人家。但是我们一直坚持做下去，走过了18年。

　　我最近出了一本书《环境的思想》，就是整理我的这些关于环境文明的思想，以及我们18年来的行动。

　　记者:参加你们组织的研讨会和听取演讲的主要对象是些什么人?

　　加藤先生:我们召开的研讨会一般只有几十人参加，不如看足球赛的人多(说到这里，加藤先生涩涩一笑)。

　　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加，但可惜受众70%都是中老年人，这在日本很普遍，中老年人更关心环境问题，更愿意去做环境保护工作。年轻人都忙，社会上也有其他更吸引他们的东西，比如足球、演唱会等。

　　我们做的活动，关系到日本未来经济发展和环境状况，年轻人应该更关注，这与他们的未来更有直接关联。可惜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关心环境问题。

　　记者:在日本做环保民间组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加藤先生:在日本从事环保民间活动最大的困难是资金问题。我们和其他NPO一样，资金来源主要有几个途径:

　　其一，会员会费。个人会费9600日元/年，集体会员10万日元/年。每年这笔会费大概有1000万日元。但日本物价水平很高，相比而言，这个数字就很小了(在日本有时候一餐就需要3000～4000日元。记者注)。

　　其二，辅助金。不是政府，而是一些财团如日立、三井基金会给予的。我们提出建议或项目，他们论证认为可行就提供相应资金。

　　其三，社会捐款。人数不少，金额不多。

　　其四，是我的演讲、出书获得的报酬，部分用于组织的开销、做活动。

　　其五，为企业办培训班。针对企业职员介绍日本政府的环境政策、世界其他国家的环境作为，以及为什么要保护环境、如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我们为他们讲课，组织各种研讨会等。

　　这样所有的资金加起来大约有5000万～6000万日元/年。几年前要稍多些，这几年日本经济衰退，资金也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