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占彪：单方面力量不能完成灾后重建

　　史占彪：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站长

　　汶川地震作为中国发展历程中一次比较大的自然灾害，对推进公民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政府与民间组织的良好互动关系露出端倪--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次地震中，政府给予了民间组织较大的发挥空间，使得民间力量成为政府救灾行动的助力，并尽可能地配合着当地政府，使得政府与民间组织形成良好的互动。虽然在地震刚刚发生时，民间组织大批量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涌向灾区，给灾区带来一定的阻碍，但总体来说，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还是有很大的进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从地震发生到现在一直在灾区设有工作站，包括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在内的心理援助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他们经常也面临着与当地政府、民间组织打交道，最明显的感觉是灾后心理援助工作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任何一方单一的力量都不可能完成。但由于政府所有的事情都有流程、程序，弄到最后把心理援助变得很像说教，特别机械、刻版，刚开始很多工作开展起来麻烦很多。我认为，政府与民间组织最好的模式是政府可以加以重视，关注，从宏观方面上给予指导，但具体执行可以放手让一些基金会、公益组织等民间力量和专业机构去执行。

　　此外，这次汶川地震我们不得不承认，民间力量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且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除了在第一时间内冲在灾区第一线，作为政府补充实施各种救援外，还对灾区的精神家园进行关注。

　　以心理援助这块来说，单单从资金支持上，多个民间组织都给予了支持，这在以往很少见到。江苏远东慈善基金会捐赠180万用于北川心理援助；中华慈善总会捐赠1000万用于玉树心理援助；世界宣明会捐赠240万分别用于玉树心理援助和舟曲心理援助。

　　民间公益组织在救灾过程中突出的表现极大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声誉。

　　从企业捐赠来看，给我的感觉是大部分企业还是，更注重事件的突发性，重视"硬件"方面的资助，对重建过程中的"软件"投入很不够，以心理援助为例，相对于企业在硬件援助方面的投入，心理重建方面的投入估计不够1%.

　　汶川地震被很多学者称作"政治动员"模式的救灾，习惯性地将整个救灾问题作为政治工作，在很多时候凸现了其优越性，但同时也存在某种局限性。比如习惯性地将整个救灾工作作为政治工作，导致了参与救灾的各地区、各部门可能产生一种"政治表现"式的竞赛，由此可能忽略部门职能之间的有效协调。

　　在灾后心理援助中，最明显的问题是，相关援助组织的成果及问题，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进行汇报，即谁都在管，谁都没有真正去管。当然，这毕竟是政府遇到的一次比较大的灾难，在硬件重建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精神文化重建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是在管理和经费匹配方面还是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有了这次汶川地震援助经验，政府在灾后心理援助的管理方面以及协调社会各个力量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