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不到24岁。爱美的她以前总把自己画得“妖精一样”。如今，她的朋友们都说，那张脸下面，是一颗好几十岁的心。

       自从一年半以前，赵文静把患有运动神经元病的父亲接到沈阳，她便“一口气儿长大了”。在偌大的城市里，她和父亲租住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老屋内。老家还有个刚上高一的弟弟，全靠姐姐打工供养。

       老屋墙壁斑驳剥落，飘荡着陈旧潮湿的霉味儿。赵文静手脚麻利地淘米，给锅里加入双倍的水，因为父亲只能吃软糯的半流食，她也很久没尝过筋道的米饭了。

       赵树山侧躺在老屋中央的大床上，看着女儿忙进忙出。由于肌肉逐渐萎缩、无力，他整个身体几乎全部瘫痪，如同被冰冻一般。这种病俗称“渐冻人”。即使头脑清醒，与常人无异，但他的语言表达已经含糊不清。眼下并没有医治这种病的办法，最后，病人会神志清楚地“目睹”自己所有的器官衰竭，直至死亡。

       屋子里，日光灯照着掩不拢的柜门和锈迹斑斑的床头。赵文静把步子踏得啪啪响，在忙碌的间歇，她几乎一刻不停地跟父亲说着话。

       “你好，是从那边回来的吧？”她握住父亲的手使劲儿摇晃，因为父亲爱看谍战片，她就逗他说，“国民党怎么个情况啦？”

       赵树山无声地笑了，他盯着女儿，努力牵动嘴角，吐出三个字：“大，板，牙。”

       赵文静一下子乐起来，用力拍着父亲的肩膀，“你才是大板牙！我是‘随根儿（遗传）’的！”

       她的笑声盖过了电视的嘈杂声，也盖过了药锅的咕嘟声。

       这是端午节的晚上，赵文静特意煮了几只粽子和咸蛋。她用小勺把蛋黄压碎，吹上几下，喂给父亲。

       咀嚼和吞咽对赵树山来说已经非常困难。在等待父亲“好不容易”吃完一口的时间里，赵文静赶紧扒拉着自己的饭。听到父亲“嗯”一声，她马上扔下筷子，再给父亲喂上一口。

       有时候，父亲声音小，她便要求他，“信号儿接收失败，再发一次！”边说边吧唧着嘴，露出一脸得意。

       “只有我才能明白我爸”，赵文静说。哼一声是吃饱了，眨一下眼是坐累了，撇撇嘴是脸发痒，盯着什么看就是要把它拿过来。

       父女间默契的配合全靠时间与耐心堆积而成。赵文静担任销售的公司离家不远。每天，她每两小时就要从公司回家一趟，帮父亲翻身或是方便。这一段步行要花十几分钟的路程，赵文静“没走过，都是跑”，她每天要来回跑8趟。一年多来，喜欢旅游的她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租屋背后的小商场。

       这个生于1988年的姑娘有1.62米的个子，却只有80斤出头的体重。她身形消瘦，颧骨突出，肤色晒得微黑。每月，她有2000元收入，除掉房租和寄给弟弟的钱，她和父亲靠剩下的七八百元生活。

       赵文静穿着义工送给她的旧衣服，脚上是一双20元钱的凉鞋。她浑身上下唯一的装饰品是端午节传统的“五彩线”，她给父亲手上也拴了一根，表示“祈福”。

       她总自嘲地说，“能把地摊货穿出大牌的感觉，那才是真正的大牌。”

       这样的自尊心并非坚不可摧。去年夏天开始，赵文静爬上公司所在的14楼，从来没坐过电梯。她拾级而上，在每层楼梯间的垃圾桶中捡拾饮料瓶。“这么大的姑娘谁会捡废品啊？”有时有人投来异样的眼光，她便努力让自己“面无表情”。脑袋里只想着，一天卖一元钱，五天就能给父亲添个“青椒炒茄子”。

       在父亲生病之前，赵文静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认为“父母赚钱我花”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生活的变故来得迅猛，在父亲到达沈阳后不久，赵文静的母亲又因心脏病突发离世。

       原本希望为母亲分忧的女儿“把所有遗憾都转化为对父亲加倍的好”。赵文静念大专时学的是护理，因为实习时“太苦了”，她下定决心，不再干这一行。毕业好几年，这些“丢掉的本事”在照顾父亲时又被她找了回来。

       铺好脚垫，赵文静把赵树山的双腿抱到床沿下，然后跪在床上，用双手架住父亲的腋窝。“来了哦”，她猛一使劲儿，把父亲扶起来坐好。再搬来一把旧板凳放在他身后，用细绳将一块木板固定在脊背与板凳之间，他便能靠得稳当了。这项装置是父女俩的创造。

       站着方便时，赵树山需要架着双拐。为了防止滑脱，赵文静把筷子绑在拐杖顶端，夹住父亲的双臂。她还发明了“筷子换台法”，自己不在家时，父亲能通过咬住筷子，摁压电视机遥控器。

       一年多来，她不仅学会了修电器、换保险丝，还学会给父亲扎针灸、剪头发。每月一次，她用胶带把报纸粘在父亲身上，一把普通剪刀，一把断柄塑料梳——在她手底下，标准的“圆寸”发型很快诞生。“来，对着镜头笑一个！”她双手托起父亲的下巴，贴近父亲的头皮嗅着，“这个洗发水儿真好闻，不过快用完了”。

       赵树山又笑了，裂开嘴，露出牙齿，可他旋即低落起来，断断续续地说：“说不定哪天我就死了，我不怕死，我只想看着你早点成家。”

       这句话把赵文静惹火了，“别胡说八道啊，想死可没那么容易！”她红了眼眶，大声责备父亲，拍打着他的脊背。

       赵树山耷拉着头，拉动嘴角又说：“没有自由了，让我绑住了。”

       赵文静从不认为自己为父亲做出了牺牲。尽管交往10年的男朋友迫于压力与她分手了。她曾经非常渴望拥有自己的小家庭，而如今，“连吃顿饭看场电影的时间也没有”，她不可能开始新恋情。说到“爱情”，她破涕为笑，连忙捂住父亲的耳朵说，“我不乖，我早恋”。

       偶尔，赵文静也把朋友请到家里吃饭。席间笑闹，她说不过别人，就摇晃着床上的赵树山撒娇：“爸！快起来削他！”

       去年冬天，赵文静借来朋友的数码摄像机，拍摄她和父亲的“小生活”，理由是“一家四口连张像样的全家福都没有，我不想再有遗憾”。最近，这部名为《我爸爸是渐冻人》的短片在网上被几百万次点击。许多网友被感动了。几天内，她收到了很多赞美的留言，也收到一笔6万多元的捐款。

       可直到现在，赵文静也不理解为什么人们认为她所做的事是“值得敬佩的”。在她看来，赡养父母再平常不过了。这个“成绩不咋好”的小姑娘从没学过什么“孝顺”的大道理，她只是做了最自然不过的事儿。

       下大雨，赵树山会费劲地对女儿吐出三个字，“穿雨鞋”。出趟门，他又咧着有点儿僵硬的嘴叮嘱，“带钥匙”。赵文静觉得，拥有父亲的惦念，付出再多也值得。

       为了及时听到父亲的“信号”，赵文静干脆和父亲睡在一张大床上。每晚，她都会数次醒来，为父亲翻身、挠痒，最多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说着，她伸出10根纤细的手指，来回展示父亲的专用“痒痒挠”——几枚留起来的长指甲。

       她为父亲接大小便。要是屋里有人，就大大咧咧地吼一嗓子“清场”，等清理完排泄物，再对屋外的客人吼一声“回来吧”。

       她给父亲擦洗，一边忙活，一边逗乐。“不洗就成臭爸了，两毛钱一斤就卖了，土豆还卖一块呢。有人要爸吗？”

       事实上，她从未想过把父亲送去养老院或是请保姆来照顾，因为“绝不能让他觉得自己被抛弃”。

       在同事、朋友眼里，赵文静是全公司最努力的员工，是几乎从不抱怨生活的“小强”。这个“骨子里要强”的姑娘总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我的经历要不是一部苦情剧，要不是一部励志剧，我宁愿是后者”。

       然而，她不是没有崩溃的时候。

       失恋那段时间，她憋不住了就躲回公司，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放声大哭。这个姑娘怕过马路，怕冬天“呜呜的风声”，也怕恋人的离去。但想到父亲，她知道自己“必须大声和一切恐惧说再见”。

       以前，赵树山总会羡慕家里跑来跑去的大白猫，对女儿说：“我还不如它”。如今，每月一两次，志愿者们会帮她把父亲抬到户外。“我爸东张西望，连片树叶都要多看两眼，笑得像朵喇叭花儿”。赵文静说，这是她和父亲最开心的时刻。

       事实上，赵文静自己或许也是她“不知道的那种人”。在大雪纷飞的寒冬，她会扛着铲子，在楼前雪地上扫出一条小路。她总想着楼里“老头儿老太太挺多”，担心他们摔着。

       就连她收养的大白猫“赵小毛”也得到过赵文静的郑重承诺，“毛毛，我会对你好，直到你老死的那一天”。

       如今，赵文静最惦记的事儿就是弟弟的“学习和思想”。她每两周会给弟弟的班主任打电话，“升任家长，感觉挺好！”而对于父亲，她希望他能接受“胃造瘘”手术，“和老天赌，活一天，赚一天”。

       而赵树山最大的愿望就是等自己好起来，能为女儿做顿饭。他躺在大床上，努力抬头，睁大眼睛说，“开个饭馆，义工免费吃”。

       这个男人心里还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他爱看新闻，关心世界经济和神九发射。女儿做错事了，他说“大傻子”。女儿回来晚了，他又逗她说，“大骗子”。

       “你才是骗子！”赵文静一手叉腰，一手轻点着父亲的脑门大笑。“说给我开工资！都拖欠半年啦！”

       在她看来，自己其实没有多惨。“人被逼到角落里时会爆发出弹性，她能跳墙”，她一边说，一边用力拍了一下桌面，“排斥磨难会带来痛苦，接受它才能快乐。更何况，我至少还有亲人。”

       今年一个春天的夜晚，赵文静发了一场高烧。她给自己煮姜汤，擦白酒，撑不住了就一头倒在床上，想着母亲默默哭泣。

       直到那一刻，这个身上像“折碎了一样疼”的姑娘还是不愿让父亲担心，她只是昏昏沉沉地呢喃着，“爸爸，我想睡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