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公总队徐家汇站治安派出所官方微博“轨交警花”发布一个乞讨排行榜。据轨交警方统计，自2008年以来，在进综合执法工作站次数的排行榜上，22岁的何某以309次位居第一。他来自辽宁，暂住在火车站附近，文盲，脚上有残疾。88岁、来自安徽凤阳的陈老太以302次暂列第二。排名第三的是甘肃定西人包某，1987年出生的他与老婆张某一个吹笛一个卖唱，共同乞讨。

　　发动乘客微信举报乞丐，发布乞讨排行榜，这是一个颇有“创意”的治乞术，无异于将乞丐“五花大绑”地示众，让所谓的文明人尽情喷吐道德口水，或者形成联防之势，围堵乞丐，使乞丐无法在地铁上出现。这是对乞丐的双重羞辱，一个是精神层面，一个是行动层面。

　　每个人都有尊严，乞丐也不例外，不能因为他们在地铁上乞讨，就对其示众，如此行为缺乏执法理性和人文关怀。当然，执法部门有责任维护公共安全和保障公共秩序，但不等于就有权伤害弱势群体。我们看到，位列乞讨排行榜前三位的既有伤残人士也有年至耄耋的老人，他们需要关怀，需要尊重，甚至还需要制度救济，乞讨也许是他们维持生存的不得已手段，即便他们所寄居的城市不向他们伸出援手，也不应该把他们踹开或推出去。

　　无论卖艺还是乞讨，都是公民的权利，哪怕繁华如美国华盛顿、纽约这样的城市，也有乞讨卖艺人员。一个人选择乞讨或卖艺，必有苦衷，当他们让渡尊严换得生存时，何需对他们再步步逼迫？中国人历来有扶危济困的良善传统，作为执法人员，更应该体恤弱者，通过体恤弱者激发人们一起关注和帮助弱者。而号召人们举报乞丐并对乞丐示众，就容易激活人们内心的恶，如果羞辱式执法泛滥，客观上会抑制市民的宽容度，会对普通民众产生恶劣的暗示，城市的温情就会大大降低，这样的城市就不是一座开放的、自信的和健康的城市。

　　判断一个城市的文明指数、宽容指数和善良指数，可以找到许多载体，比如对待乞讨卖艺人员的态度。诚然，一座城市再美伦美奂，如果没有乞丐的生存空间，也不值得尊敬；一座城市再发达，如果缺乏基本的人情味儿与包容度，也会显得侏儒。对待乞丐、流浪汉这些边缘化群体，往往更能看出一座城市的品质。

　　当然，面对乞丐群体中对社会秩序确实造成危害的现象，也不能束手无策、放任不管，只是任何措施都必须以遵守国家法律、符合公平原则、尊重管理对象的权利为前提。首先，重点打击组织、唆使流浪乞讨的“幕后人”，依法严惩诈骗、胁迫儿童乞讨者。这样的重点选择无疑是恰当的策略。针对具体人的具体违法行为，通过具体的司法过程进行打击，符合法治原则，也能够对遏制恶乞等不良现象有一定作用。其次，以政府名义发出对市民的公开信，鼓励市民不向健全、壮年乞丐施舍，以断“乞讨致富”者的财路，也鼓励真正需要救助者走进救助站。这种号召虽然有违于我们一向鼓励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但在治理、减少乞丐的各种办法中，应该算是比较合理的一种。第三，通过政策将确实没有劳动能力的乞丐保护起来，保障个人生活，充分体现社会的温暖与人文关怀。对他们要给予及时有效的帮助和照顾，不让他们无端承受来自社会上部分人的歧视。

　　一言以蔽之，一个文明而自信的城市不会拒绝乞丐，一个温情而有人情味儿的执法者不会羞辱乞丐，一个有着基本是非标准而善良的人不会敌视乞丐。如何心怀温情、以人为本地治理乞丐问题，是社会发展面临的一道重要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