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人们对贫富差距“恶性扩大”的担忧已从城乡收入分配向农村内部拓展。

　　这份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对6000多户农村居民过去三年的现金收入进行了抽样调查。

　　调查发现，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的人均收入差距有10倍之多。分区域来看，西部地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为8.81：1，东部次之为7.71：1，中部为7.16：1。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在发布会上指出，务工与务农收入差距是导致农村收入扩大的重要因素，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中国社会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在农村的集中体现。

　　报告显示，最高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88.9%，务农农户占比11.1%；在最低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17.5%，务农农户占比82.5%。

　　2011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3191.87元，与2009年调查数据相比增长15.09%，对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98%，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性收入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不足三成。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自2006年启动“百村观察”计划，目前已覆盖258个村、4000个农户、103个社区，一直秉持独立调查的原则。调查报告的所有数据都来自一线实地调研。

　　记者了解到，这次调研采用的现金收入数据均为调研人员入户调查获得，由于研究院没有对国内通胀指标进行独立测算，所以本次基尼系数的测算并未剔除物价因素。

　　此次公布的基尼系数高于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同期官方统计0.3897，更逼近合理区间的末端。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一般情况下处于0到1之间，0.4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国际警戒线，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严峻，进一步扩大则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研究院院长徐勇说，这次在《中国农村经济报告》中首次发布独立测算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希望通过调查发现数字背后的现象，揭示中国农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徐勇说：“中国农民过去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土地，土地的多少决定了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所以在改革初期通过均分土地、土地流转来缩小差距。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务工，这就意味着在农村地区需要更加强调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发展现代农业、加大社会保障，防止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

　　“良性的收入差距可以激励人们创造财富，但是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就会弃农而去，农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威胁；另一方面，进城打工急于改变贫困状况的一些人也有可能不择手段，扰乱城市社会治安。这些都是贫富差距恶性扩大引发的潜在威胁。”徐勇说。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成果处处长魏颐恒指出，研究机构的独立调查是对官方发布数据的有益补充，代表着民间的声音。对决策者来说，最可怕的就是听不到基层群众的声音，听不到人民的声音。

　　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农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已攀升至38894.38元，同比增长14.13%。其中，人情支出3092.51元，医疗支出2506.86元，陪读费用404.10元。在大病住院的农民家庭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户均报销1724.23元，占户均医疗总支出的37.93%。

　　邓大才说，如果没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医疗支出还要增加至少3个百分点。

　　报告还显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转变。食品消费在持续下降，通讯、护肤品、体育健身的消费在增加。2011年，农村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较2010年的41.1%下降4个百分点。农村消费的中心开始由生存型消费逐渐向享受型消费转移。

　　学者们认为，中国农村的贫富差距扩大是伴随收入增加出现的，是发展中的“烦恼”，只有通过不断的发展才能解决。

　　徐勇说：“对中国来说，未来的改革重点就是要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破除体制和法律上的束缚，盘活人财物，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来确保务农收入不低于城市务工收入，这样中国的农业就不必为接班人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