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雷锋精神 建设文明社会——公益路上,我们“雷”厉“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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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时报漫画 谢瑶 |
基金会中心网不久将公布一份全国基金会的透明指数报告,报告中有一项数据,记录的是基金会薪酬体系,虽然具体数字目前尚不得而知,但中国公益领域工作人员薪水低早已是公认的事实,而对于中国公益事业来说,影响其健康发展的远不只薪酬一个指标,对于刚进入现代公益发展阶段的中国公益事业来说,需要突破的障碍不止一项。
人员:非专业的困惑
“小传旺事件”将成立了多年的民间公益组织“天使妈妈”再次推上风口浪尖,面对网友“再也不想捐款”的说法,天使妈妈发起人之一邱莉莉感觉很委屈,如何专业、规范、科学地完成一个公益项目,让一心想做好事帮孩子的“天使妈妈”们再次感受到了专业的重要性。
邱莉莉的感受不错,“天使妈妈”的软肋就在于工作人员的不专业,而这一特点也是中国不少公益组织特别是民间公益组织在中国现代公益事业发展初期的集体“软肋”。
天使妈妈基金最初的雏形就是一个爱心妈妈志愿者团队,核心团队组建于2005年,至今已救助过2000名身处各类困境的儿童。为儿童筹集并支付医疗资金一千多万元,而完成如此大使命的一群人最初均为来自各行各业的爱心志愿者,对于公益,大家的概念就是“做好事”。
2005年,邱莉莉在中关村一家IT公司任市场总监,无意间她在上网中发现了“摇篮网”,刚做妈妈的邱莉莉出于本能同情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孩子们,经她手救助的第一个孩子就是一个烫伤后被遗弃的孩子。很快,邱丽丽的行动就得到了更多爱心人士的响应,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邱丽丽的爱心事业中,成为新的中坚力量。这些人中,既有月收入三四万的高级白领,也有自己开公司的老板,还有不少是公司的普通职员,有两个计算机工程师、四个会计,有心理工作者,有媒体从业人员,也有全职妈妈。
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公益当成简单地做好事,对于如何去做则没有概念。
在这样的情况下,志愿者妈妈们在救助过程中基本上采用自行分工的方式,各取所长虽然有益于事业发展,但也带来不规范的后果。至今,她们的筹资模式仍然沿用将患儿照片贴在网络上,通过动情地介绍患儿病情打苦情牌的方式吸引公众进行募捐。也正是这样的“情治”式管理,让“小传旺事件”虽然获得了大量社会捐款,但在善款的运用上缺乏专业化的管理,最终导致善款被小传旺亲人拿走的结果。
制度:低薪降低热情
在中国现代公益事业发展过程中,最初的非专业人员流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在现代公益发展中,制度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现代公益理念中,公益应该是一种职业,而职业是否吸引人的决定因素通常有两种,一个是现实的薪金,另一个就是职业本身的精神内涵。对于公益事业来说,薪金是一个欲说还“羞”的影响因素。而导致薪金低下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对“雷锋拿高薪”的不认可,另一方面则是制度原因。
按照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在目前的基金会中,能够一年运作1000万元项目的应该算较有实力的基金会,但10%的行政费用意味着一年只有100万元用来维持包括人员工资在内的全部工作开支,这里面还包括出差及日常办公经费,这种比例通常在北京只能维持10人左右的一般收入水平。
而2009年出台的《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又为公益组织设定了一定“紧箍咒”般的收入上限。在这个政策里面,非营利组织要获得税收优惠,则要满足“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上年度税务登记所在地人均工资水平的两倍”的要求。
这意味着,再出色的公益人才、公益机构的最高领导收入也只能“有限”。
“大部分人印象中的公益事业都是做好人好事而不作为一个专业的工作去看,所以我国公益领域能吸引人才的有利因素太少了。”当初,邱莉莉辞掉了年薪30多万的工作,开始领每月5000元左右的工资。在她们的机构中,最开始入职的员工仅能拿到2000元左右的工资。“即使这样还是会有人嫌我们拿得多,可这已经接近最低生活标准了,只够温饱”。
最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参加活动的时候表示,公众现在亟须公益组织专业,但又不想让它专业,因为捐赠者最不愿意的是让公益从业者在自己的捐款中领取工资。
“但不用高薪,怎么可能雇用足够的员工,提供专业化的服务”。除了天使妈妈的发起人,邱莉莉说她们很难再招有能力有水平的工作人员,这样的“精英”待遇都很高。
现在,天使妈妈这个公益组织拥有的全职人员相对来说都比较年轻,问题还不太明显,但时间久了以后,等这些年轻的员工开始成家立业的时候,人才流失就会慢慢出现。
“公益事业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短时间参与可以,但现在经过两年的时间,连我自己也觉得经济压力有些大了”。邱莉莉说,在这个行业里让她都感觉有些不踏实,最近她自己都开始有些动摇,也有企业花高薪挖她过去,不知道自己是否该放弃目前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