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带头行善事众人拾柴火焰高

　　中国慈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对于灾难或者一些突发事件的响应。无论是谁，在发生灾难之后，都会第一时间想，我能做些什么？这种态度和行为很让人惊叹。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素来都有乐善好施的传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慈善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教育领域我能做些什么，在环境保护方面我能给予什么帮助——在中国慈善领域中，提供帮助的意愿能力在不断增长着。而与之相适应，接受这些帮助的能力也需要加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努力，这很让人高兴。

　　当然，慈善需要智慧，需要对慈善事业内在规律的把握。30年以前，中国没有什么人有钱，现在的这一代富人是中国第一代的富豪，所以他们很多人对于慈善事业不是特别了解。而且慈善事业在中国发展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尽管它发展的速度非常迅速。

　　在从事慈善工作的过程中，总会有捐赠者担心，接受捐赠的这个组织是不是足够有效率，会不会挥霍或者浪费了我的捐赠。慈善事业在美国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但这样的担心也从来没有消失过。

　　这种担心是好的，因为它能够督促基金会或者其他慈善机构，如何更好地用好善款，提高效率。

　　现在，我们雇佣了很多专业的人员来从事慈善事业，通过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来保证慈善事业效率的提高。同时，还有透明度的问题。盖茨基金会会对善款的处置，进行具体的记录，这一切都会向公众披露，大家都可以查阅。

　　慈善事业本身也是一个自我培训和教育的过程。像别的事情一样，勤于练习总会有所进步的。

　　学习如何去给予别人

　　小额慈善更加可贵

　　不同规模的慈善，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大额慈善，在一些情况下，确实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有些项目，也需要通过做大规模资金来实现。

　　可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小额慈善，格外让人尊敬。我捐款做慈善，事实上，对我的影响并不大。我依然可以住我想住的房子，看我想看的电影，去我想去的地方旅行——我不需要为做慈善，放弃任何事情。

　　在美国，在慈善组织或者其他个人组织的募捐活动中，很多人可能都会放5—10美元进募捐箱。数额不大，可这样的捐款，是可能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影响的。他们捐出的每一美元，本来会有其他用途的。现在却因为做慈善，帮助别人，而做出了自我牺牲。

　　我们需要大额慈善，但这样的小额慈善的行为和态度，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

　　当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参与慈善，无论是参与当地的教育、医疗、环保，或是其他领域的慈善工作，这种行为所产生的精神力量会是巨大的。而且从长远来看，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

　　李连杰在中国倡导的每人捐一元钱的慈善行动，就是这种个体的小额慈善行为。我小的时候也在父母的影响下，学习如何去给予别人帮助。这真的有用。正是这样的习惯，在我长大了、拥有更多财富后，才使我会去做更大规模的慈善。

　　小额慈善像是一种习惯的培养，也更像是一种代际之间慈善观念的传承。这两者都很重要，需要平行发展。

　　中国慈善期待更上层楼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　邓国胜

　　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不仅慈善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而且捐赠总量在2008年突破了1000亿元。

　　然而，这样的“成绩单”，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据统计，美国每年慈善捐赠超过3000亿美元。

　　若要弥补差距，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我们还需要实现以下“突破”：

　　慈善意识与观念“突破”。人们的财富观念与慈善意识还有待提高。当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误区是注重富人捐赠、企业捐赠，特别是一些慈善组织缺乏战略眼光，忽略个人小额捐赠。

　　现代慈善组织发展“突破”。由于中国慈善组织发育还不成熟，还没有为企业和个人奉献爱心搭建多元化的、高效便捷与公开透明的平台。不仅慈善效率不高，而且平民与富人、企业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度还非常有限。

　　行政“突破”。一些慈善组织的行政色彩太浓，一些地方的行政劝募严重挤压了慈善事业发展的空间。

　　制度“突破”。目前，我国慈善领域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法律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期望尽快出台《慈善法》。

　　若克服上述制约因素和认识误区，我相信，必能极大激发中国慈善潜力。未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激励富人投身于慈善事业，更需要鼓励平民的积极参与。

　　怎么鼓励呢？研究表明，成年人是否参与慈善，与其孩童时期是否参与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慈善观念与行为需要从小抓起，从教育入手。特别是富二代、富三代更应当从小培养他们的慈善意识与财富观念。

　　抓慈善教育的同时，还不能忘了学习国外的慈善经验，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度与慈善效率。西方慈善机构强调创新性解决社会问题，治标治本。而直到今天，国内很多富人慈善或慈善机构还停留在输血式扶贫的阶段，缺乏创新。

　　让中国慈善更上一层楼，政府能做些什么呢？

　　我认为，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角色需要准确定位，既不越位，也不缺位。要明晰政府与慈善组织的边界，减少行政对慈善的干预；国家应将慈善事业的发展提到更高的战略位置，制定国家层面的慈善组织培育与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