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村十五年：让阳光照进现实

张淑琴和孩子们在北京太阳村挂灯笼（资料图）

　　（本报记者 张木兰） “儿童村的知名度越来越大，张淑琴的见识越来越广，目标也越来越大……她已进入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千名候选人。也许正是由于‘开阔视野’，所以‘野心’很大。”

　　这是5年前《公益时报》对太阳村发起人张淑琴的报道。

　　5年后，当记者拿着“太阳村不能忘记——暨太阳村创立15周年感恩答谢会”的邀请函来到全国政协礼堂，看着张淑琴忙前忙后，与国家领导人、明星、企业家、志愿者……不停寒暄招呼时，顿悟：这个女人所拥有的绝不仅仅是见识和野心。

　　对她来说，所有的奖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有限的生命中能够遵循内心的想法，不顾一切去追求自己认为正确的。

　　启程——

　　从1987到1996

　　“也许因为我是个女劳改干警，也许因为我也是孩子们的母亲，想见到她们的心情竟是那样强烈。于是，顶着那火辣的太阳，我上了路。”在一篇名为《儿女们》的报告文学中，张淑琴写下这样的开头。

　　她所描述的是1987年的7月，陕西罕见的酷暑天。彼时的张淑琴是陕西省监狱局《新岸报》的一名编辑记者，还时常创作一些监狱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

　　在这次启程的前两天，她刚采访了一位立功受奖的犯人。这位犯人因及时举报监狱内其它犯人的暴动预谋而获得了减刑七年的重大奖励。

　　“说说你的家庭情况吧。”张淑琴柔声问道。

　　对方的脸上开始闪出纠结而痛苦的表情。犯人告诉她，自己的老婆也在服刑，5个孩子全部扔给了奶奶照顾，最小的只有两岁，老大没钱念书，只能回家种地，因为体力不支病倒了，又没钱医治，病情恶化在夫妻俩进监狱不到一年时死了。

　　看着泣不成声的中年男人，张淑琴当机立断，做了一个足足影响她后半生的决定：去看看老人和孩子。

　　在扶风县犯人家的窑洞里，她看到因为没有阳光洞里到处是湿湿的泥巴，炕上没有席子，只有一床破洞的棉被。奶奶领着孩子们在割麦子，一个孩子没穿鞋；一个孩子胳膊被人打折了，挂着绷带；一个孩子的牙齿被人打掉……

　　从扶风县回来后，张淑琴久久不能平静。她开始利用工作之便刻意去了解犯人的家庭情况，尤其是孩子的状况。她发现犯人的孩子大都因为无人照顾和收养被迫失学、流浪，遭受虐待，甚至下落不明……调研、奔走、谈话……良知促使她开始为这些背负十字架的孩子们探寻更好的生存方法。最终，她决定创办儿童村。

　　1996年5月26日，中国第一家救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儿童村，在陕西省三原县东周村开村。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复之题写的“陕西省回归研究会儿童村”的村牌挂上了东周村的办公楼。

　　当月，有媒体评论：因为有了儿童村，我们的社会因此而增加了一些良好的公民的后备军，减少了一些不良分子的萌芽；创建儿童村，不仅仅是为了助养几十个罪犯的孩子，它更是人们对真善美的亲切召唤。

　　跋涉——

　　不能等待的成长

　　雨果曾说过：“人类的真正区分是这样的：光明中的人和黑暗中的人。减少黑暗中的人数，增加光明中的人数，这就是目的。”

　　为着这个目的，张淑琴渡过了一道道难关。儿童村成立伊始有人问她：社会上好人的子女可能也需要关照，可能他们还关照不过来，把这么多资源放在犯人子女身上合适么？

　　“孩子首先是无辜的，另外这些孩子如果不去保护他们，不去教育他们，他们可能将来还变成罪犯，因为在做这件事（建立儿童村）之前我已经摸过底。”

　　“孩子的成长是不能等待的，父母犯罪，孩子无辜。”张淑琴神色黯然。

　　再坚强再“着魔”的女人总会在事情结束的某一个节点突然变得脆弱。儿童村建好后，张淑琴大病一场，头发掉了一大把。

　　除了为儿童村的发展担忧外，她更多的是焦虑。每天不停收到信件和电话，有的请求她收养、寻找孩子；有的请求她在所在的县市也创办儿童村；还有的申请资助……张淑琴发现，自己辛苦创办的儿童村，对于全国数十万计的服刑人员子女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能不能把儿童村办到北京去？

　　利用首都的优势，把陕西的做法逐步推广到全国，让整个社会都加以关注，在资金上肯定也会得到更大的支持！

　　“由中华慈善总会特殊儿童救助工作部在北京顺义区筹建的北京示范村近日落成。示范村专门为服刑及劳教人员代养无人抚养的未成年子女。孩子们在这里将得到家庭般的温暖，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社会的热心关爱下健康成长。”这是2001年2月2日，新华社记者何俊昌拍摄的一张照片的文字说明。

　　照片上，刚成立的儿童村一片张灯结彩，孩子们和老师快乐地聚在一起。这张照片在众多媒体上发表，张淑琴和儿童村又一次成为了媒体聚光的焦点并延续至今。

　　发展——

　　巧妙的生存之道

　　若是在夏天，你走进北京太阳村，可以看到村里的小路两旁都被开垦成片片花圃和菜园，正中池塘里开满荷花。孩子们的宿舍和活动室被涂上鲜艳的颜色和各种卡通的图案。村子里除了宿舍、食堂外，还有图书馆、活动室、给孩子们理发的爱心发屋和展示孩子们绘画作品的爱心画廊。

　　作为全国太阳村的总部，北京太阳村占地60亩。太阳村里的孩子大部分在周边的小学和中学上学，费用由太阳村支付。在完成9年义务教育后，孩子们有的进入高中、大学，有的则进入技能学校学习，太阳村仍将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据统计，15年中，太阳村已经在全国发展到7家，抚养的孩子超过4000名，其中十多名孩子考上大学。太阳村的帮扶工作由帮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延伸到位执法部门临时托管婴幼儿，帮扶形式由集中收养发展到集中、分散、临时托管三种。

　　可以推测，太阳村如此迅速和健康的发展，除了曾得到过相关政府部门的帮扶外，自有其巧妙的生存之道。

　　太阳村刚落户北京时，几十亩的空地上只有一个废弃的院子，厂房已破烂不堪。身无分文的张淑琴想到重建：“我眼前满是想象，一定要把这建成一个童话王国，开满鲜花。要有宿舍、图书馆、葡萄架、活动室、小花园……”

　　然而，当这个浪漫的规划拿出来时，大家却都被吓到了：这样的规划起码需要几百万，太阳村去哪弄钱？

　　张淑琴倒是信心满满：她把太阳村重建的项目分解成各个单元：一栋宿舍、一个图书馆、一个儿童乐园、一片花圃、一行树苗……有十几万的大项目，也有几千元甚至几百元的小项目。她拿着规划图开始寻找爱心企业和单位：任何出资方都可以认捐任何项目，不限数量和规模，项目完成后将挂上赞助机构的名称，永不更改。

　　最先参与爱心小屋建设的是青岛健身俱乐部。建成时，张淑琴计划由俱乐部老板和自己一起剪彩。这时太阳村却突然得到消息，说瑞士联邦主席夫人将要来太阳村参观，张淑琴立刻与俱乐部老板协商，将剪彩推迟一段时间，请主席夫人来为小屋剪彩，青鸟老板很高兴。“叫我剪彩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和夫人剪彩，企业家们可以合影宣传，他们得到的回报就大大高于捐给小屋的钱。这样，第一次帮助太阳村他们尝到了甜头，第二次他们还愿意帮我。”

　　就这样，张淑琴把“化整为零”的创意发挥到极致，除了建设项目，她还将太阳村里500亩果树以每株50元的价格推销给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困惑——

　　难以清除的心理阴影

　　“如果可以实现三个愿望，你最希望实现的愿望是什么？1．有300万可以买东西；2.有一个机器人,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3.有一把神刀,指到谁谁就死。”这是太阳村一位叫林小弟的孩子在心理测试表《我的愿望单》上的答案。

　　太阳村的发展逐步走向正轨，张淑琴却发现孩子们凸显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孤僻早熟、心理障碍、过分敏感……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像小土狼一样任性敏感”。

　　有一个北京女孩叫青萍，她的妈妈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把丈夫杀死了。来到太阳村后，小青萍的才能很快显示出来，能歌善舞，天资聪明，有爱心人士来太阳村时，她还总即兴表演节目。可当青萍长到14岁时，张淑琴发现孩子渐渐变了，冷酷又自私。而当青萍考上昌平的一所高中，在跟张淑琴要完最后一次助养费后，随即与太阳村割断了联系。

　　心理学家分析，因为太阳村的孩子们在小时候受到的刺激和伤害一直埋在心里，长到十几岁，会一下子迸发出来。比如以前受过欺负，想要报复的欲望会在自己觉得已经长大时膨胀，进而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

　　这让张淑琴感到非常困惑：这些特殊孩子们的灰暗标签究竟怎样才能摘除？随后，她和专家们商量，要完善太阳村孩子的档案袋，除了体检表、家庭登记表等基本信息外，再加一张特别设计的《我的愿望单》。

　　“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东西了，那些白纸黑字透露出孩子们心理问题的冰山一角。我会要求来这里的心理帮扶的义工先看孩子的《愿望单》，了解他们的行为特点和心理真相，再对症下药”。张淑琴说无论怎样，她都会永远和孩子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