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了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意见》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基本生活、医疗、入学、就业、住房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尤其是明确了见义勇为死亡人员抚恤补助政策，充分体现了政府和社会对见义勇为人员的鼓励和关爱。

　　从公安部2008年上半年起草《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条例（草案）》，到现在的《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时隔四年。四年弹指间，中国社会的道德面貌与道德生态时刻在辗转嬗变，从“小悦悦事件”的悲愤到“搀扶老人标准”的非议，从“最美妈妈”的良善本能到“最美司机”的仁义壮举……传统道德在被解构的同时，以核心价值观为底色的时代道德也在悄然生成。

　　中国自古有“守正直而佩仁义”的传统，看重道德、敬重道德，当然也懂得呵护道德，正视道德成本，因此才有“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之说。然而，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健全，朴素义利观也遭遇了现实困境，一是过于重义轻利，忽视道德回报，二是在私权边界不断清晰之后，道德风险与日俱增，化解风险的制度显得尤为缺位。对此而言，地方探索可能要先于全国层面的顶层设计。7月24日，《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草案）》在省人大常委会接受首次审议。草案突出了“重保障”的立法原则，明确规定“因见义勇为牺牲的人员，由省人民政府一次性颁发30万元和行为发生地的地级市人民政府一次性颁发15万元以上的抚恤金”。对见义勇为者的“过当”责任，草案也给予了适当保护。然而，层级过低的地方新规显然不如部门规章更给力。

　　“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基”。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权益，就是在为这个社会的良知与正义保驾护航。《意见》的亮点在于三个层面：一者，《意见》首次明确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主体责任。尽管此前的《烈士褒扬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工伤保险条例》都有涉及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若干内容，但仍缺乏论述明确、层次全面、级别统一的政策。《意见》之于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如同《物权法》对私产的敬畏，以专门规章的形式，从权利义务全貌上解决了道德行为的后顾之忧，明确了政府对保护公共利益者的激赏义务。

　　二者，《意见》系统区别了“保障”与“优待”的内涵。社会对见义勇为的褒赏，应当分为两个层级：生存层面的保障与更高层次的优待。此前，31个省（区、市）出台的地方性法规有19个条例、8个规定、4个办法，不仅认定范围、认定机构迥异，奖励标准更是语出多门。 如今，《意见》从基本生存的就医、就业层面提出保障承诺，更从受教育权、住房等更高层面提出优待承诺——可以说，《意见》以立体防护网的形式，给了见义勇为者一个庄重的权益承诺。

　　三者，《意见》为见义勇为入法打下了制度基础。保护见义勇为，制度是立法的前奏。尽管在立法层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起码《意见》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规范的路径。我们都知道欧美法系中有一个术语叫“好撒玛利亚人法”，特指各种对见义勇为者予以保护的法律，以立法的形式使人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说，《意见》的实践将为见义勇为入法积累宝贵的经验与思考，为更好地保护见义勇为者迈出关键一步。

　　构建可信、可靠的现代社会良善秩序，是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而要让“路见不平一声吼”不至于落个“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下场，让见义勇为者不再物质贫瘠、处境悲凉，《意见》仅仅是个开篇——今天，以制度激活中国人的正能量，也许大幕才刚刚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