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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艾NGO组织注册之路

发布时间:2010年10月26日 09:34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公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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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NGO越来越多,发挥作用也越来越大

从上海经验看来,政府对NGO注册态度也越来越宽容

  上海静安区青年预防艾滋病服务中心的成功注册预示着: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态度越来越开放了。

  ■ 本报记者 陈江宏

  2009年9月30日,国庆60年大庆的前一天,卜佳青冒着大雨步行半个多小时,走进了上海市静安区民政局的大门。此时,这个心怀激动、兴奋、不安、担忧的年轻人,并不知道里面的这一场会面将为他打开一扇崭新、幸运的大门。

  办公室里,上海市静安区社会团体管理局副局长辛一凡正在办公室等待着卜佳青,他就NGO合法注册的一系列规定,如注册的种类、注册的选择以及需要准备的材料、尤其是要首先找到有关部门做自己的业务主管单位等等向小卜一一进行说明。这样的讲解辛一凡曾进行过很多次,但是这一次他面对的咨询对象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首家以男同为主体的防艾NGO 成功在上海注册

  虽然是标准的85后,但是年轻的卜佳青已经有了2年多的草根NGO管理经验。2007年,他成立了上海与非门工作组(下简称“与非门”),这是个男同性恋者(下简称“男同”)自发组成的松散型草根NGO,致力于艾滋病的防治,它的服务人群也主要是男同。

  和众多的身处灰色地带的草根NGO一样,通过注册实现合法化,是小卜和伙伴的梦想。他也曾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蔡屹老师的帮助下努力过,但是目睹身边多个草根注册的艰辛和无果,他们一度把这个梦做小了。

  在中国,根据现行法规认定的合法身份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三种形式的NGO,由民政部门作为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注册。现行法规要求,一个组织要申请登记注册,必须有相关的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后者为政府职能部门或法律法规所许可的特定机构。对于民间自发的草根NGO来说,得到相关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并申请获得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注册,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更别说是以同性恋人群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组。

  直到2009年7月,在北京“中盖艾滋病项目”的一次培训上,卜佳青遇到了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王名教授。和卜佳青一样,许多机构都提出了注册问题,王名对此作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并提到了总部位于浦东、致力于培育发展基层NGO的孵化机构——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下简称NPI)。“是这次培训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焰。”卜佳青表示,这一场讨论激发了他把注册梦想付诸实践的决心。

  而和辛一凡副局长的一番谈话,让卜佳青豁然开朗。“和辛局一见面,我就觉得不一样,他张口就问我,目前注册有三大形式,你要哪一大?可以说,这一次和辛局长谈话后,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要寻找主管单位的规定”,虽然大专专修的就是法律,但是小卜承认此前自己在这方面的相关法律知识储备极少。

  半年后,2010年3月22日,卜佳青拿到了静安区民政局出具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上海静安区青年预防艾滋病服务中心(在核名中替换掉了“与非门”的名字,下简称青艾)注册成功。这是上海首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以男同为主体、致力于性病、艾滋病防治的公益性草根组织。

  在其背后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艾滋病正在男男性行为者里泛滥。据中国卫生部早前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中国有500万至1000万男性同性恋者,而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在逐年上升,而其中又以16-30岁的男性为主,这类人群的危险性最大。

  第一次注册 以失败而告终

  回到上海后,卜佳青和NPI取得了联系,申请参与NPI的入壳孵化过程。所谓“入壳孵化”,即通过提交相关资料成为NPI孵化对象,经过严格的三轮筛选过程,由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及专家组成的评审团确定能否通过孵化,最终入围并启动登记注册程序。

  当时提出申请入壳的共有8家NGO,最终入围6家。可惜的是在最后一轮筛选时,与非门被淘汰出局。

  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登记管理机关和有关专家认为与非门的服务对象范围小,人群相对狭窄(只针对男同人群),且相对比较敏感,因而对其登记注册有所顾虑。“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筛选时有评委问了我关于NGO怎样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说实话对这个问题我没有思想准备,回答的内容非常牵强”,这使得与非门第一次注册申请尝试以失败告终。

  “其实当时NPI最吸引我的,是入围后一年能有3到5万元的小额奖励,还有免费提供办公场地”。在此之前,与非门并没有正式的办公场地,主要活跃于互联网上,通过QQ和博客联络服务对象。

  第一次注册失败后,卜佳青没有消沉,他冷静思考,努力去拓展自己的人脉,发动个人的社会关系,积极寻求各种帮助。10月15日,多位参与了青艾注册的相关人士,均向《公益时报》记者表示,最初是被“小卜的热情和执着感动”,从而尽力去帮助他。

  给予卜佳青强有力支持的,还有一位老者——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执行董事兼总干事孙安清。孙多年来致力于戒毒公益活动,有着丰富的公益实践经验,在退休前,曾长期在上海市公安系统任职,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

  孙安清为卜佳青提供多条线索,分析情况,提出建议,同时引导他和政府相关部门沟通、交流的方法技巧等。在与孙的联系交往中,卜佳青得到了大量有用的信息和线索,通过分析讨论理清了思路。今年3月,青艾注册成为民非后,孙安清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理事长。

  于此同时,消息灵通的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的蔡屹老师(现为青艾副理事长)告诉卜佳青:静安区对社会组织注册的政策支持力度比较大,极有可能在那里得到突破。事后证明,这个零的突破果然从静安区民政局开始了。

  “只能说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遇到的每个帮助我的人,都在从不同的方面给了我有益的提示、补充。”10月16日,卜佳青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第二次注册 找到主管单位,实现身份合法化

  其实,在卜佳青企图在静安区有所突破的很早以前,静安区就开始了自我突破。

  2007年,静安区在全国首创的“1+5+X”的社会组织“民管民”枢纽型模式,运行三年多来,为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静安之路”。截至今年9月,静安区注册的社会组织已有391家,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12.6个,远超全市、全国平均水平。

  所谓“1+5+X”枢纽型模式,即作为“1”的区社联会扮演“总枢纽”,“5”个社区(街道)社联会和劳动、文化、教育等“X”个系统社联会是“子枢纽”,它们本身也是社会组织,但担当着协调、服务平台的职责——一个“草根之家”:一手牵着众多专业化的社会组织,一手连着党组织和政府机构。

  今年初,在“1+5+X”模式中充当“总枢纽”的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受到民政部表彰,晋级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曾表示,静安区有眼光,把社会组织联合起来,走在了前面。每年,通过财政拨款,静安区为急需资助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提供专项经费。刚批准成立的青艾也被列入资助名单。

  而卜佳青在注册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找对了人,在最迷茫的时候找到了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顾维民。顾曾担任静安区人大副主任,正是他向卜佳青推荐了辛一凡。而在辛一凡看来,他曾在民政局分管过婚姻登记,相对比较了解艾滋病目前的传播和危害,所以对于这个组织心里是比较认可的。

  第二次尝试开始了。

  按照常规思路,卜佳青找到了静安区卫生局希望能够做主管方,但是卫生局从没有给像“与非门”这样的草根组织做过业务主管单位,因此,拒绝了挂靠申请。

  关键的时候,顾维民及时提醒小卜:既然是要做青年人的防艾工作,为何不去试试主抓青年工作的团区委呢?

  事实证明,第二次注册的关键转折正是发生在这个环节。顾会长进而帮助卜佳青与共青团上海市静安区委员会书记唐凌峰取得联系,在这次会面上,卜佳青直言自己想要注册的组织主要工作对象是男同人群,唐书记当即表示理解和支持,“这个主管单位我们来做”。

  此前,共青团上海市静安区委员会下已有3家社会组织挂靠(上海益优青年服务中心、上海音速志愿服务中心、上海微笑青年公益服务中心),青艾是第4家。10月15日,唐凌峰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对于青年自组织的挂靠,区团委有两个硬性标准:一个社会组织的服务对象必须是青年人,一个必须是公益的组织,只要符合他们就会伸出援手。他同时坦承,虽然现在他“非常喜欢这种合作关系”,但在当时答应做主管单位是“冒了点风险的”,毕竟这个组织确实性质敏感。为此,他曾悄悄从侧面进行了详细的背景审核,如在公安局是否有过不良记录?与疾控中心是如何合作的?与哪些组织或者教授有过交往等。在确认符合要求后,2010年3月15日,团区委正式下发了批准担任业务主管单位的红头文件。

  随后,卜佳青以最快的速度办好了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机构专用银行账户的设立、完成机构注册的核名、到各有关部门盖公章等相关准备工作,并将所有材料提交给民政局注册科。核名时,卜佳青巧妙地避开了“同性恋”之类的敏感字眼。

  于是,一周后,2010年3月22日,他以令人不能置信的速度拿到了注册法人登记证,更名为“上海静安区青年预防艾滋病服务中心”,获得了正式法人资格,注册于上海市静安区民政局,其业务主管单位为共青团上海市静安区委员会。

  在注册成功后,孙安清出任理事长,蔡屹出任副理事长,上海青艾的理事会还包括卜佳青、巫云辉和刘洋三人。目前,上海青艾有7位正式成员(非志愿者形式)。

  扬眉吐气 “终于上面有人了”

  取得了合法身份后,卜佳青的好事接踵而来,那是一种“终于上面有人了的感觉”。

  先是静安区社会团体管理局为他在“社会组织孵化园”里,腾出了免费的办公场地,明亮的大厅、崭新桌椅。随后,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给出了1万元的开办补贴,静安人保给予1万元创业补贴,通过和街道合作,“打包”给他进行高校的艾滋培训。但是,成长的烦恼随之而来。

  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卜佳青心里发慌,他接触不到服务对象。于是,今年8月,青艾移师到松江大学城附近,成立“同志文化中心”。青艾今后的主要工作对象是青年人口,而松江大学城正是上海青年人口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松江大学园区由七所高等学府组成,分别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东华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复旦视觉艺术学院以及周边的立达职业技术学院组成。

  “你首先要清楚你是谁,你能为社会解决什么问题?还有你自己的生存问题乃至可持续的问题。”每次一见面,顾维民就会这样提醒卜佳青。

  “青艾本是以男同为工作对象的,今后将逐步发展为以男同为主兼顾其他青年人口的社会组织。”成功注册后,就将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卜佳青心底不免忐忑。

  钱从何来?

  目前,青艾的全年运作经费至少在10万元左右(人力成本3000元/月,房租4000元/月),刨去静安区给予的1万元专项资助和1万元开办补贴外,青艾参与的全球基金的资金是6万元,“中盖艾滋病项目”是4万元,再有一些和CDC的合作,加起来是刚好够。

  “我有信心,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会活得更好,我想到那个时候,我就能回答当时在NPI里我没能答出的问题。”10月17日,面对《公益时报》记者的提问,卜佳青总结了注册后给他带来的好处:首先,有了合法身份,就能够给员工购买保险进行福利保障,就连3个义工都购买了保险,还和上海静安区社会工作协会进行了合作。

  辛一凡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成立为民非多了一个渠道,这对静安区乃至对整个上海的艾滋病防治都是很好的探索。

  卜佳青说,他最为看中的是政府购买服务,因为了有了合法身份得到他们的扶持,青艾已经向上海慈善基金会申请了8万元的资助;明年三月,要向社会进行财务公开,透明,接受监督,以前都是把项目的钱存到个人的账户里,全靠个人自觉,这样很缺少公信力;注册后,感觉有发言权了,可以直接和政府对话的感觉非常好。而合法的身份也受到了高校的信任,华东理工、复旦医学院等高校也纷纷邀请青艾的去象牙塔进行防艾主题演讲,“同志文化中心”甚至成为了社工系学生的实习点,很多防治艾滋、反歧视的观点就这样可以对年轻人进行渗透;而更多的社会需求让卜佳青感受到,团队建设修内功的重要性,现在卜佳青在准备考心理咨询师,员工里有人要考社工,如果没有合法身份和长期进行的勇气和信心,也许就放弃了。

  模式可复制 静安将成社会组织“硅谷”

  如果卜佳青的注册不放在上海,是不是就不会成功?

  对此,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顾维民表示,这个完全可以复制。虽然,卜佳青的例子是在上海,大环境很好,共青团委的领导本身思想解放,工作创新思维强,民政局工作务实,再加上青艾的这群孩子们整合资源意识强,懂得及时沟通,有所变通。共青团上海市静安区委员会书记唐凌峰持有同样观点,推广复制有很多因素,区委的重视、民政的态度都很重要,但他觉得更值得总结的是卜佳青的谦和心态。一些NGO比较清高,做事思路不同和政府拉开了距离,默默前行,等到意识到身份的重要性时,往往错过时机。

  蔡屹则表示,NGO的管理者要有眼色,要看政府感兴趣的,委婉避开政府的敏感,要多交朋友。卜佳青在一旁以自己为例,成立注册后,这些好朋友甚至帮助他怎样免税,经过努力得到税务局暂缓征收的回复。

  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执行董事兼总干事孙安清表示,复制的问题完全不用担心,社会上类似需要服务的人群并不少,政府的认知进了一步,但是路程还很长,更关键的是,如何做下去,既然已经有了第一步,以后工作就看自己,闯出去在中国就是先驱者,其中肯定会有无法克服的困难,必须坚持下去。在相当的一个阶段里,还要艰苦奋斗。

  而据上海市静安区民政局副局长、静安区社会团体管理局局长郭慧峰透露,静安区新一轮的社会组织改革即将开始,明年“孵化基地”将改为“社会组织园区”,办公场地将设在市中心,民政局将降低门槛,从守株待兔到主动出击,甚至要把静安建设成为社会组织的“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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