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是AIDS蔓延温床 37万隐形人不愿泄露个人信息

　　“歧视”也是艾滋病毒蔓延的温床

　　1981年，从世界上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开始，人类抗击艾滋病的历史，就是人类反对艾滋病相关羞辱与歧视的历史。尽管目前科学对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已经非常明确，干预治疗也同样取得了非常有效的成果，但时至今日，与艾滋病相关的社会歧视仍然普遍存在。所有对艾滋病的误解和歧视，都来自于对艾滋病情本身的不了解。

　　目前，大多数人都清楚艾滋病毒传染途经有三种：血液传播、性传播、母婴传播。

　　在血液传播途径中，输血感染几率会达到95%；如果一只沾有艾滋病人血液的注射器马上刺入正常人体内，感染的几率小于0.3%；而蚊虫叮咬更不会传播艾滋病；在性途径传播中，男传女的几率是0.2%，女传男的几率是0.1%。目前对于母婴传播的干预，可以使婴儿的感染率控制在1%以内。

　　对于这些罗列起来的数据，中国社科院专家李楯教授有一句非常感性而直观的解读：艾滋病毒很脆弱，传播起来不容易。

　　根据推测，我国目前至少有37万人对自己是否染“艾”尚不自知。这意味着，这个不自知的37万人，有可能把病毒传染给他人。“隐形人”数字庞大主要原因是害怕社会歧视，加上侥幸心理，不会主动去检测，结果就在潜伏期里，可能无意中传播了病毒。

　　“隐形人”现身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的保护。保护的第一步，就是要保证艾滋感染者的信息不被泄露。对于自愿进行检测的个人，中国的艾滋咨询检测门诊一直恪守着为检测者保密的原则。但在不少求学、求职过程中，由于学校和单位在体检项目中设置了艾滋病检测，很多艾滋感染者被动暴露了自己的情况，由此引发了社会歧视。

　　因此，只有在保密和保护的前提下，“隐形人”才有可能去主动检测明确自己的健康情况，并通过干预治疗为自己和公众带来健康安全的环境。艾滋检测应作为一项自愿检测项目，而不应该以硬性检测内容出现在求学和求职的检测中。

　　近日，江苏省委党校曾对200余位来自江苏省直机关、高等院校和各县市党政干部做过一次艾滋病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5.1%的人依然认为“只有道德败坏的人才会感染艾滋病”。正是这样的认识误区，让许多误解进一步转化成为歧视，给感染者带来伤害。艾滋病不可怕，在正常的干预治疗下，它就是一个传染率极低、生存期很长的慢性病，但在今天的社会，艾滋病仍然却很可怕，可怕来源于人们对它的不了解，更来自于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

　　瑞安·怀特

　　点燃艾滋病反歧视的火种

　　活着时，瑞安·怀特说过：“我想让AIDS（艾滋病）成为一种疾病，而不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今天，瑞安·怀特的愿望仍然没有完全实现。

　　作为世界上最早发现艾滋病患者的国家，美国也走过一段曲折的歧视之路。在这个过程中，艾滋少年瑞安·怀特（RyanWhite）用他短暂的一生推动了美国的反歧视进程。

　　1971年12月6日，瑞安·怀特生于美国印第安那州，在出生时即被诊断为血友病。在接受血液制品第8因子治疗的过程中，瑞安·怀特感染了艾滋病毒。

　　由于当时人们对艾滋病了解甚少，1985年新学期开始时，瑞安·怀特被就读的学校禁止到校上课，一些家长甚至在学校门口举着标语抗议，电视台录下了当时的场面，制作出专题节目，迅速引起了全国民众的关注，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艾滋病的探讨。让人意外的是，虽然当时美国公众对艾滋病也不够了解，但这场探讨却迅速由艾滋病本身的关注变成了对于歧视行为的讨伐。很快，反对歧视瑞安·怀特的声音占了上风。而最让人意外的是，最后，不但公众反对歧视瑞安·怀特，数名在电视画面出现的抗议家长竟遭到了公司的解雇，原因是老板和同事不能接受跟这样冷漠的人共事。瑞安·怀特的家人当时就此事提起诉讼，最终赢得了回学校读书的权利。

　　但是，由于对艾滋病本身不了解，心存恐惧的人们仍然难以接受瑞安·怀特生活在身边。回到了学校的瑞安·怀特仍然受到了各方面的排斥：小商贩打破了他家的窗户，家里的汽车轮胎被扎，母亲到零售店里去买东西，收银员不敢碰她的手……

　　1987年，歌坛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帮助瑞安·怀特一家搬到西塞罗。在这里，瑞安·怀特终于受到了社会的公平对待和欢迎。也正是在这里，瑞安·怀特开始了他短暂人生中迸发出巨大力量的反歧视之路。

　　16岁，瑞安·怀特首次在美国国家教育中心面向一万多名教师宣讲关于艾滋病的常识。此后，他不断参加各种义演以及电视节目，为艾滋病患者争取权益，当瑞安一次次用自己的经历大声向社会疾呼对艾滋病的正确认识和理解时，这个少年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尊重。

　　1990年，瑞安·怀特的病情开始恶化，4月8日，瑞安·怀特在无数人的祈祷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一天。临终前，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写着“跌倒但不沉沦”“朋友”等充满鼓励的话。

　　4月9日，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发表声明，他说：“瑞安·怀特的死使我们坚信，我们全体人民应作为一个整体，坚定地继续这场斗争，对这种顽固疾病的斗争。”

　　4月11日，超过1500人参加了瑞安·怀特的葬礼。

　　4个月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瑞安·怀特全面艾滋病资源紧急援助法案，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资源。

　　今天，每年有超过50万的艾滋病患者从这项法案获益。

　　活着时，瑞安·怀特说过：“我想让AIDS（艾滋病）成为一种疾病，而不是一个肮脏的字眼。”

　　今天，瑞安·怀特的愿望仍然没有完全实现。

　　马治发

　　为了工作选择曝光

　　“我是个艾滋病感染者，我希望得到理解，我希望有个单位可以包容我，能够给我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会卖命地干活！”绝望的艾滋病感染者马治发为了能够找到一份稳定工作，选择在媒体曝光。

　　艾滋病毒感染者马治发主动找到媒体，公开自己的艾滋病感染者身份，他的动机很简单，因为携带艾滋病毒，他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了，他希望媒体曝光后，会有人愿意给他一份工作。34岁的马治发高大健壮，看上去仅仅像二十七八岁，脸上经常带着习惯性的微笑，没人能从他身上看到经历的艰辛。2007年底，马治发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当时的马治发一个人在天津，他给在河南上蔡县老家的妻子打了电话。在上蔡，感染艾滋病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虽然很少有人主动和周围的人说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但听说谁家有人感染，谁也不会觉得惊讶。

　　“我不愿意向她隐瞒自己，特别是这件事。”马治发本来想告诉妻子真相后，就一个人离开人世，但没想到妻子的态度却是带着孩子来天津照顾他，他不愿意耽误妻子，发狠话赶走了妻子和孩子，但他也不想死，他想要给妻子和孩子挣足够多的钱，让妻儿在他死后能好好活着。

　　那时候，马治发是港口监装理货员，每个月收入3000多元。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同事评价他是个工作狂。一次，一个同事无意中发现马治发在吃治疗艾滋病的药，艾滋感染者的秘密被第一次揭穿，随即也失去这份他全心投入的工作。

　　消极了一段时间，马治发鼓起信心，继续寻找工作，很快找到了两份兼职的工作，每月能挣1600多元。但没过多久，又是同事发现了他的药，病情再次被揭穿，他又失去了工作。几年中，因为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的事实被人知晓，马治发先后失去了多份工作。

　　有一次，马治发在QQ空间里写下了一段关于艾滋病感染者的心情，没想到空间的文字被同事看到了。由于担心再次失去工作，他主动找到领导，领导没说什么让他继续工作。临过春节领导还给了他1000块钱奖金。马治发觉得人生美好极了，作为艾滋感染者，他觉得自己第一次得到了理解。满怀着感恩，马治发过完春节回到天津，面对他的却是一盆冷水。领导告诉他：“你怎么又来了，以后不用来上班了。”

　　马治发陷入了失望中。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钱租房，只能暂住在一个感染者互助小组里。这样的生活让他喘不过气来，他终于作出决定，要改变找工作——被歧视——失去工作的轮回。他找到媒体，要向全社会公开自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希望有一个单位能够理解他，能够包容艾滋病雇员，能够给他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会卖命地干活！

　　“其实感染者都不想去伤害别人，如果能得到包容，我们想做得更好。”截至12月1日，第23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马治发还没有拥有一份工作。

　　于方强

　　撞击艾滋病歧视的高墙

　　当得知艾滋病歧视第一案败诉时，于方强和他的被代理人艾滋病毒携带者小吴很平静。他说：“歧视是一堵高墙，需要很多人一个接一个撞击。”2010年，中国74万艾滋病感染者的“撞墙式”维权之路刚刚开始。

　　出生于1985年的于方强脸上看不到一丝稚气。他大学学习法律专业，毕业后本有机会去做一名职业律师，但他拒绝了常规的人生道路，选择去了一家法律援助公益组织——北京益仁平中心去做一个公益律师，参与了诺基亚乙肝歧视案、高考移民集体诉讼案、抑郁症患者诉IBM等公共案件。

　　小吴来自安徽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今年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了安庆教育局市直学校教师招聘考试，经过层层选拔，梦想只有咫尺之遥。

　　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生命轨迹，却因为艾滋病歧视汇集到了一起。

　　今年6月，小吴被拒绝录用，原因是体检中其艾滋病检测呈阳性。安庆教育局根据《公务员体检通用标准》认定他不能从事教师行业。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般打乱了他原本的平静生活，他既不知道自己何时感染上艾滋病，更不敢和别人说自己的不平和委屈，唯一能做的就是悄悄地在网上查询关于艾滋病的相关信息，在一个传染病维权论坛，小吴遇到了于方强。

　　于方强告诉小吴，《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如果小吴愿意，中心可以帮助他法律维权，为自己的公平讨一个说法。小吴不是于方强遇到的第一个遭受就业歧视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很多受援助者顾虑重重，他们不敢打电话、连电子邮件都用化名，由于担心，他们都放弃了维权。然而勇敢的小吴做出了大胆的选择，他下定决心，要通过法律途径讨要自己的平等就业权。小吴的勇敢决定，让于方强看到了改善艾滋病现状的一丝可能。

　　2010年8月，小吴一纸诉状将安庆市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诉讼两局认定其体检不合格不予录用的行为违法。10月13日，小吴的案件于安庆市迎江区法院开庭，成为我国首例艾滋病就业歧视案。这一刻，于方强和小吴一样激动，为了这个案子，他和同事们忙碌了很久。然而11月12日，迎江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小吴的诉讼请求。对于败诉，于方强很平静。“我们开始就已决定，如果败诉肯定会再上诉，这涉及到数十万的HIV感染者的就业权利。”于方强说：“歧视是一堵高墙，需要很多人一个接一个撞击。”

　　11月30日，81名艾滋病感染者联名致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呼吁修改《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保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平等就业权。近日，于方强和北京益仁平中心提供法律援助的国内第一起“艾滋感染者隐私泄露案”又将进入诉讼程序。2010年，中国74万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撞墙式”维权之路刚刚开始。

　　小军

　　艾滋感染者的艰难维权路

　　11月30日，艾滋病感染者小军在“艾滋病与就业保护”活动现场勇敢大声地问道：“艾滋病感染者能当教师吗？”今年10月，小军作为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个人隐私泄露第一案的原告将盐边教育局告上法庭。

　　27岁的小军是四川凉山盐源县人，1999年初中毕业进入西昌师范学校就读音乐教育专业，2002年毕业后回到镇里的小学当代课教师。

　　为了能多赚些钱，今年8月，小军报考了攀枝花市盐边县小学音乐教师，笔试、面试全过了，但让他想不到的是，一向自认健康的身体却在体检时查出了问题。8月25日，盐边县教育局电话通知小军，称其体检结果有问题，需要复检。复检后没几天，盐边县教育局又一次打电话给小军，称复检结果他的HIV(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教育局按照相关规定，口头通知他不予录用。

　　当得知感染艾滋病毒的阴霾还在困绕着他，一个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他染病的消息竟然被教育局泄露。

　　“在一次商议过程中，县人事局、教育局通知县公安局、卫生局等部门在局长办公室讨论，有人当面说我是艾滋病人，不能聘用。”小军说，自己染病的消息随后迅速在该县各单位广为流传，最后流传到了他的家乡。从查出感染到消息满天飞，小军的生活由充满希望到跌入深渊。

　　小军认为，这次招考对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我只要没有发病，可以像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教育局没有资格剥夺我当老师的资格。”随后，小军联系上云南律师许兴华帮他打官司。10月20日，小军和律师一起向攀枝花盐边县法院递交行政诉状，要求法院判令被告盐边县教育局不予录用的行为违法，成为了中国首个因为隐私泄露而起诉的艾滋病毒携带者。

　　目前，案件还没有宣判，而失去经济收入的小军还要面对被人议论的生活。由于自己的体检情况被泄露，小军不敢住到亲戚朋友家，从隐私被泄露到现在，小军说自己一直在流浪，不知道每天去哪里住，不知道明天等来的是什么，更不能回到家乡。

　　2010年11月30日，小军来到了北京“艾滋病与就业保护”主题活动现场，尽管围着围巾戴着墨镜，但一句：“大家好，我是小军”还是迎来了台下热烈的掌声。作为中国首例艾滋感染者隐私泄露案原告，小军勇敢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只是希望听到一个答案：“艾滋病感染者能当教师吗？”

　　听到这个问题，包括国务院防艾工作委、中国疾控中心防艾中心的负责人及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的专家们一致给出了“完全可以”的答案。联合国艾滋病规署团驻华代表处的马克先生拉着小军的手说：“我有三个孩子，我希望你有机会可以做他们的老师。”

　　12月2日，小军回到了家乡，在艰难的生活中等待案件的宣判。而无论胜诉与否，目前社会对艾滋病的看法，仍然让小军不知如何在隐私被泄露的家乡面对未来的生活。

　　濮存昕

　　反对歧视我交提案

　　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濮存昕经常说：“其实艾滋病的知识，5分钟就能讲完。科学告诉我没有危险，看你接受不接受。如果你选择相信科学，就没有问题，如果你不相信，就永远恐惧。”

　　在林林总总的公益广告中，濮存昕的红丝带形象深入人心，在艾滋病预防宣传道路上，濮存昕已经走过了10年，他还要一直走下去。

　　濮存昕是在2000年当上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的。那时候，艾滋病在我国的蔓延势头非常迅猛，但当时的艾滋病预防宣传工作依然停留在会议、报告，卫生部希望聘用名人担任形象大使，来推动艾滋病预防宣传工作。那天，正在大兴摘桃的濮存昕接到朋友电话，说卫生部托他问濮存昕愿不愿做个公益广告，宣传预防艾滋病的事儿。当时濮存昕对艾滋病用他自己的话说，不了解，也没有障碍，但听说是和公益有关系的宣传广告，便一口答应下来。

　　2000年11月1日，濮存昕从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手里接过了“艾滋病宣传员”的正式聘书。旋即，他便投入到拍摄预防艾滋病宣传海报和电视公益广告的工作中。在电视广告的拍摄过程中，濮存昕需要与一名艾滋病人进行零距离的身体接触。濮存昕清晰记得，当自己伸手要搀扶这个小伙子的时候，小伙子的胳膊紧张地往回缩了一下，“他怕我有顾忌。”这个感受让濮存昕一直难忘。对于从最初的不了解，到零距离接触，这里面走过了多少心理距离，濮存昕的回答是：知识和科学告诉我没有危险，就是那么简单。艾滋病的知识，5分钟讲完，看你接受不接受，你相信它，它就没有问题，你不相信它，你永远恐惧。

　　作为艾滋病宣传员，濮存昕经常戴着红丝带，出现在艾滋病感染者当中，对他们进行慰问。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濮存昕感到，相对于经济上的窘迫，艾滋病人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理解和安慰。由于对艾滋病的无知，社会上对艾滋病人存在极大的恐惧和歧视。为了消除公众的恐惧和偏见，濮存昕做了一个决定，要跟艾滋病人一起生活一天。

　　2001年7月的一天，濮存昕带上了面粉和肉馅，来到山西一名艾滋病患者家中，他与这名患者一起包饺子，一起吃饭，甚至用他的毛巾擦手擦脸。聊天中，当他得知由于大旱家里庄稼收成不好，而一次失火又烧掉了家里的口粮，濮存昕把随身带的1000多块钱全都掏了出来。

　　今年，在安庆艾滋青年小吴因感染艾滋而遭遇职业歧视时，濮存昕站出来明确表示：支持任何一名艾滋病感染者享受就业权和生存权。如果艾滋病防治法需要法律条款的增补，他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委员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