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妨淡看中国企业家的“对外豪捐”

　　24日，中国民营企业家钟馨稼，向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捐赠1000万美元，资助该校伯恩斯工程学院开发清洁电池、太阳能以及可持续交通研究。河滨分校校长提姆•怀特称，这是该校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中国新闻网1月26日）

　　捐赠可嘉，但前提应是“肥水内流”。在此思维误区下，钟馨稼的捐赠之举，遭到质疑与板砖齐飞。“忘恩负义”之谓，俨然成了激愤者手中的道德大棒。

　　对外豪捐，从中国留学生张磊向耶鲁捐赠8888888美元起，就被置于舆论的争议点。“中国人”的标记与“捐赠美国大学”的关键词，在不少人意识里，形成了不小错位。“叶落归根，回报祖国”的爱国观，美国大学财力丰腴的惯性认知，让“对外捐赠”变成了十分费解的问题：何不将善款捐给国内大学或贫民，以解燃眉急？对美国大学慷慨解囊，是否有献媚于人、崇洋媚外之嫌？

　　将捐赠与爱国捆绑一块，定势思维看似天衣无缝，实则漏洞百出：判断捐赠的意义，不在于国界之限，而在它是否“物尽其用，裨益社会”。中国首善陈光标乐善好施，帮扶国内穷人，固然当受礼赞；钟馨稼向美国大学捐赠千万，用于新能源等研究，尽管迈出国界，但同样是造福于世，理应也受到称赞。岂能因“捐给外国”，就善心变味，不可等质齐观？

　　当然，无人能否认某些慈善家常怀“爱国”初衷，关心国瘼民生，在爱国恤民情怀下，热衷济世行善。但若是出于个人偏好，一样无损捐赠行为的崇高。钟馨稼捐款，或许有企业利益的考量：为增益于企业长远发展，故而资助新能源研究，以求双赢。可私利的着眼点，并不影响捐赠的价值增殖、良性效益。

　　只要能用于所需，不被挥霍，捐赠终将收益匪浅；而个人捐款“花落谁家”，本不应赋予过多宏大意图、意识形态的色彩。遗憾的是，很多人却认为：国人尚物质贫乏，高校还资金稀缺，就忙着给美国的大学“献殷勤”，岂不是数典忘祖？狭隘的“行善边界论”，无疑掺杂了过多的民粹情绪在里面，也很是偏颇。

　　《吕氏春秋》中，曾讲到“楚人失弓”的故事：楚王出游，丢了宝弓，随从急着要找回，楚王说：“楚人失弓，楚人得弓，又何求之！”；孔子听了，说“去其‘楚’而可矣”；老子听后说：“去其‘人’而可矣”。看待捐赠，同样应有广阔眼界和雍容度量，跳出“要回报祖国和同胞”的误区，用能否裨益社会、人类文明去衡量。

　　中国企业家对外豪捐，关乎个体选择，无需打上“爱国不爱国”的标签。剔除偏见后，我们或许还应反思下，国内的受捐机制和制度环境的密闭化，为何得不到许多捐赠者的信任；“被捐赠”频现的慈善生态，对民众的捐赠意愿又是怎样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