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生存状态诠释“国家良心”_爱公益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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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京发布了《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华中师大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介绍说，与改革开放初期的0.29相比，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已大大提升，“马上可能跨过警戒线了，是在合理区间的末端。”（8月22日《新京报》）

　　《诗经》有云，“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古以观之，重农抑商传统的不只中国一家。尽管世易时移，农业、农村、农民，仍是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重中之重。有人说，你读懂了中国农民，就读懂了大半个中国。这话也许未为精准，但农民的生存状况，确实代言着“中国良心”。

　　据说《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是“中国农民状况报告”系列成果之一，是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百村观察平台”进行的。2009年以来，每年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6000多农户进行经济状况的抽样调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民经济状况，是考察其生存状态的最重要窗口。报告显示，2011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3191.87元，与2009年调查数据相比增长15.09%，然而，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却在“合理区间的末端”。这说明两个现实：一是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在不断趋好，二是在效率的轨道区间，如何保障公平、兜底责任可能是农村面对的更大现实命题。

　　数年前，一部《中国农民调查》备受争议，但由此也揭开了国人关注当下、解剖基层的序幕。过半城市化的进程不能遮蔽农村的失衡，总量第二等数字也不能掩饰农民的渴求。为什么要关注中国农民？这当然不只是因为在7.21那场61年难遇的极雨狂澜中，150个“他们”，靠血肉之躯拧起一根大绳，跨过6车道宽的京港澳高速公路，在空中搭起“生命救援线”——更重要的，还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农民“断代”已成现实难题。资料显示，2011年湖南省土地抛荒面积约1100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20％以上。农村无农民，“末代农民”找不到接任者，这显然不是转型期结构性失衡那么简单；二是农民工在支撑起城市光鲜的现代史之后，也同样面临着身份尴尬与境遇危机。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的改变，白领工资招不到“80后”泥工等技术工人，在国内很多一线城市，建筑业、餐饮业、保安等行业都出现青黄不接的“断代”现象。更重要的是，诚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写道，处于颓败状态的乡村，其内在精神和伦理道德一样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如果沿着“郡县治天下安”的逻辑，审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也许对中国农民关注的视角就不会仅仅局限于所谓“最低工资标准”或“三农补贴”等政策利好，也不会局限于与日俱增的薪资数字或幸福指数，而更该贴近最广袤的土地，审视农民在时代坐标系上的每个节点，塑造新型农民、构建农村新的价值体系与秩序。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中央连续9次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以农业、农村的未来为支点，撬动惠民政策的集结效应。农业补贴从2002年的一项扩充到2006年的四项，补贴资金规模从2002年的1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653亿元，10年累计安排7631亿元；2000年，国务院率先在安徽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在全国推开，2006年，全国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335亿元……还是数字更能佐证三农政策的正能量：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中，农业成为了突出亮点：粮食在“八连增”高平台上继续增产，夏粮总产量达到2599亿斤，比上年增产71亿斤，增长2.8%；而农村居民收入继续增加，增速已经连续10个季度快于城镇居民。提升中国农民消费水平与生存质量，便是“稳农村、重农业”的最佳诠释。

　　一切城里人，都有着抹不去的农村人的背影。这是最真实的历史，这是最理性的现存。关注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既是人性之悲悯，也是制度之破题。在户籍藩篱尚未打破的时候，在城乡二元结构还深深束缚了自由迁徙与平等获利权益的时候，倾听农民的声音、关注农民的诉求、感受农民的冷暖，也许才能真正挺直“中国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