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发言摘编

向芬 冯振宇摄

缅怀历史 观照当下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室副主任 向芬

方大曾的名字在中国新闻史的撰述中曾经鲜有提及，我也是有幸参加这次座谈会，才有机会深入了解和走近方大曾先生。

名字的历史：方德增、方大曾和小方

通过数据库搜索显示，方大曾曾用名方德增，在其早期1928年至1931 年的相关作品中都是用方德增署名来发表的，这一时期他主要是在做摄影技术的初探和摄影技巧的打磨，比如他在《良友》画报发表摄影作品“夜深人靜”，画报上题注写道：这张照片以构图妙在左右相等称道。方大曾先生同时也拍摄了一些人物肖像，拍摄题材主要选自城市。

方大曾先生的创作高峰在1935至1937年，特别是1937年，堪称爆发期。这一时期，他的摄影作品署名为小方。所以范长江先生在追忆方大曾的文章中题名为《忆小方》。

时过境迁，如今我们可能会设想如果方大曾先生没有失踪，他在新闻史中一定占有更为重要的一席之地，1939年范长江《忆小方》中曾经提到安排方大曾承担《大公报》平汉线的新闻采访工作，孟秋江负责察哈尔，邱溪映负责绥东，可见，彼时他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新闻战士，如果没有发生那样的变故，他一定能够会是与孟秋江、陆诒、彭子冈、杨刚等《大公报》同仁齐名的、广为人知的记者。

以小见大的历史

历史学有“小大之辨”，就是说历史书写的起点是有“选择”的。传统史学面对同一个问题，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答案，就是说历史要写“重要的事情”，历史要写“大事”。长期以来，历史学家有个根深蒂固的传统──“看大不看小”。但有历史学者就对此提出了质疑，“写大事”“看大不看小”这是理所当然的吗？有没有别的方法能够有效地呈现历史？或者用过去的方法呈现出来的历史，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历史、怎样整理历史、怎样呈现历史呢？如今史学研究出现这样的新潮流，史学界的人开始关注小的题材，重视历史细节，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对过去“小大之辨”的反思。

之所以提到“小大之辨”，是因为恰恰能够对应冯雪松老师历时15年所做的关于方大曾先生的寻访拍摄和著书论述。冯老师他将《中国摄影史》中曾经介绍不过百字的“小人物”（小是打引号的），鲜活地呈现出来，赋予方大曾先生应有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

冯雪松老师在过刊库故纸堆里，在资料室的陈旧影像中寻找素材、考证资料，他前往保定、石家庄、太原等地做田野调查、遍访相关人士，其实他所做的正是一个历史研究者所做的工作，而他所做的调查和寻访工作也是目前历史学界的研究者常常缺乏的，未普遍践行的。

我相信冯雪松老师在长期所做的方大曾研究中，通过扎实的积累和广博的见识充满了对于历史细节直接而清晰的察觉。这一点正如卜正民所写的《维梅尔的帽子》一书所呈现的，卜正民用阅读维梅尔的画作而写成一本书，通过阅读画中的帽子勾连出从十六、十七世纪开始，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是如何彼此连结的，东方和西方在十六、十七世纪有着怎样的彼此互动，他从一顶帽子出发让读者知道“凡事都是有个来历的”，而这个来历或许是重大的、宏大的。

方大曾先生战地记者生涯短暂，却留下佳作无数，我们应该感谢冯雪松老师，让方大曾先生的消失得以重现。方大曾先生短暂的战地记者生涯展现给我们的是优秀记者的信念和操守，是那个时代的国家记忆和民族精神。这个重大、宏大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共聚一堂缅怀历史、观照现实的原因。

遗落在历史隙缝中的人们

因为方大曾先生被公认为是“七七事变”报道的第一人，所以我在历史报刊查阅过程中特别关注了1937年报刊对“卢沟桥事 变”的报道，在“七七事变”报道中除了方大曾所拍摄的照片报道，也还有吴宝基、严义、张佐华、潘一尘、贺健等人对卢沟桥拍过的相关照片，除了吴宝基先生其他人在历史中的身影似乎都较为模糊。他们是不是也是一批遗落在历史隙缝中的人呢？或许，未来我们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出发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