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北京市中心一路向南，大兴西红门镇北路寿宝庄村，蒲公英中学就坐落于此。从市中心到学校需要2小时，这条路，郑洪来来回回走了6年。她曾经是北京地质大学古生物的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2005年，她在年逾半百时回国投身公益，创立了北京市第一所被政府认可的农民工子女中学--蒲公英中学。

　　"农民工是这个城市不可少的建设者，出了力，纳了税，城市接纳了这些农民工的劳动，为什么不能接纳他们的孩子？" 在这样的理念下，郑洪坚持将蒲公英中学建设成为一所民办非营利性的公益学校，以低廉的价格，给农民工的孩子提供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我们学生的家长们多半是在建筑业或服务业谋生。考虑到他们微薄的薪金，而这两个行业又是向国家纳税的大户，应当认同他们不仅是首都重要的建设者，而且也是首都的纳税人。因此城市在欣然接纳了这些农民工劳动力的同时，也应当痛快地承担他们的子女的义务教育。--郑洪

　　350打工子弟校竟无中学

　　就像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一样，蒲公英中学坐落在远离市区的城郊。校门外四周尘土飞扬，道路破旧，校门内却是另一番天地，干净的校园、具有艺术气息的壁画、活泼大方的学生，还有一群不同肤色和语言的外国志愿者。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大批农民进城务工，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近2000万流动儿童随父母进城，从那时起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成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基础教育的主要渠道。当时北京有40万农民工子女，有350多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但其中没有一所初中。由于户籍政策和经济原因，农民工子女要想进入公办中学是不可能的，很多在北京读完小学的农民工子弟就此失学走上社会，或者离开父母回到原籍继续念书。

　　这就是郑洪刚刚回国时北京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情况。

　　郑洪很少谈及自己的个人经历。她出生于干部家庭，从小家境优越，1992年她赴美前已经是古生物博士，北京地质大学的副教授。在美国经过多年的打拼，她除了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外，还深受美国公益慈善文化的影响。

　　在美国，郑洪参加了一个名为"Boston Care"（波士顿关怀）的公益组织，这个组织的服务对象是受迫害的妇女儿童、无家可归的复员军人、艾滋病患者、残疾人等，志愿者大多来自美国中产阶级。第一次去社区做志愿者时，郑洪碰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女教师。这位黑人女教师把大部分假期都用在了社区服务，每周花三天时间到老人公寓里给老人洗衣服，另外两天到为艾滋病病人准备食物的厨房帮助准备午餐。这种不求回报的义务服务精神让从国内出来的郑洪深受感动。

　　"这些志愿者就像党员找组织一样，无论工作调动还是家庭迁移，每到一个城市都会马上去找当地组织。"郑洪介绍说。

　　郑洪希望将这样温馨的全民公益文化带回中国，她在49岁时专门在哈佛大学攻读公共管理学硕士，专业是非营利组织。

　　当她回国开始自己的公益"创业"时已经年过半百了。年龄不但没有让她的激情消退，反而让她感觉更加紧迫。"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曲折太多了，过了50岁要想再做事情不能只停留在表达良好愿望或评论社会问题的层次上。我想，如果不能做成一件实事的话，我就永远地闭住嘴，再也不去对社会问题评头论足。"郑洪开始为筹建农民工子弟学校行动起来。